从《系辞传》论“伏羲作八卦”

现代考古学研究发现,将我们民族的文明史由5000年上溯到6000年,是完全可能的。而传世文献中的伏羲时代,正好接近这一时期。关于伏羲记载的来源,今人多归本于《庄子》。然湖南长沙出土的子弹库楚帛书就有伏羲,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之"氏"就是"伏羲氏"。传世文献中,《系辞传》"记载伏羲功业最著",最为具体。所谓的"伏羲作八卦"说,用现代的眼光看,是说伏羲氏时代的先民发明了易卦,发明了卦画符号。这不但包括八卦的卦画,也包括了六十四卦的卦画,甚至还当包括一定量的卦爻辞。所以,说《周易》的作者,我们离不开文王、周公父子;说《周易》的源头,我们就得追溯到伏羲氏。这是《周易·系辞传》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记忆。     

试论《周易》产生的年代

<正> 《周易》究竟产生于何时,这是研究《周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周易》产生的年代,影响最大的有两种说法:一、殷末周初说;二、战国说。管见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很难成立。周初说是传统的说法,在西汉以前就颇为流行。这种说法认为,八卦是伏羲或神农所作,周文王据以推衍出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并作卦辞和爻辞(一说卦、爻辞为周公所作)。这种说法在流传中又增添了许多附会和渲染,真是言之凿凿,煞有介事。然而考诸历史,却是于古无征的。     

《周易》经传的历史地位

《周易》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之一。古代传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传”十篇,称为“十翼”,亦称《易大传》。所以《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自汉至唐,并无异说。北宋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开始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近代以来,疑古思潮高涨,于是有人认为《周易》古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易大传》更非孔子所     

帛《易》六十四卦刍议

<正> 帛书《周易》的出土,不仅为周易学增添了新的史料,同时也为研究周易学开拓了新的领域。本文拟对帛书《六十四卦》所揭示的某些问题,谈点刍荛之见,祈望引起讨论。一、关于卦序帛书六十四卦和今本六十四卦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其卦序殊异。     

试析《周易》“经”和“传”的关系

今本《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乾坤两卦各多“用”辞一爻)卦含卦名与卦辞,爻含爻题与爻辞.《易传》凡七种十篇,包括:(一)《彖传》上下两篇;(二)《象传》上下两篇;(三)《文言传》;(四)《系辞传》上下两篇;(五)《说卦传》;(六)《序卦传》;(七)《杂卦传》.据《汉书·艺文志》载:“易经十三篇”.颜师古注云:“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易经》在西汉中叶之前都是单独成篇,而不附于《易经》之后.熹平石经《周易》就是十二篇,《易经》和《易传》都是单独成篇,并不附于《易经》之后,这便是西汉中叶以前《周易》“经”和“传”的内蕴.     

太极图何以应是S形走向?——关于易图的“音—形—意”

据周士一、潘启明著《〈周易参同契〉新探》考证:宋代华山著名方士陈希夷(陈持)在易学图象方面,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他之后,经朱熹将来源于陈持的易图置于所作《周易本义》之上,由于朱熹生后的独尊地位,至简至易的太极图,散发着神秘气息的伏羲八卦(先天八卦)方位图,以及金盘托玉、外圆内方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才得以流行于世。但朱熹对这些易图结构的内在涵义,还并没有真正理解,他承认“眼前见得了了如此,     

远古浙中伏羲族迁陇历史的卦象记载探析

根据伏羲与中华卦爻符号一体难分的学界共识,丽水出土了64卦,故浙江跨湖桥文化即最早伏羲族的考古对应者。《周易·说卦》则用卦象记载了浙江伏羲族于距今7 500年前后遭遇水灾而远距离迁徙西北的历史。其中,《说卦》第五章呈现出的“未济”卦象,既记载了伏羲族遭遇水灾而吃不上饭的处境,又留下了遭灾处即“丽水”的地名。而今“丽水”即跨湖桥文化所在地,这构成了浙江伏羲历史为真的证据链,难以推翻。《周易》作为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产品,保留《说卦》,意在总结伏羲自浙迁陇以来历代治国者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信念,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核心价值观。     

弘扬《周易》本义 肃清象数流毒

本文认为,由原始新石器时代的契数演变为古代算筹十进位制;算筹十进位制又进而演变为《周易》的八卦六十四卦的算筹二进位制,这是《周易》卦象的本义。在弘扬这个本义的同时,一定要肃清象数流毒在当今的影响。     

《周易》的类推思维方法

近年来,学术界就《周易》逻辑思维方法展开了研讨和论争,类推与演绎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笔者认为,《周易》主要运用的方法是类推而非演绎。 1·1《周易》以类比类制作八卦 卦画是《周易》的核心内容,而《周易》卦画系统以八卦为基础,八卦相重生成六十四卦,所以,弄清八卦制作方法是研究《周易》逻辑思维方法的前提、基础。 《易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     

《周易》重“生”美学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一古代“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黑格尔的这一文化见解与美学论断,某种意义上似乎倒是特意针对《周易》美学思想而言的。尽管张政烺先生认为《周易》六十四卦的原型是数图形卦,使阴爻阳爻象征生殖崇拜的易学观点遭到责难,但这不等于说《周易》文化体系中没有任何关于人的生殖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