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宪法诉讼

如果说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产物,那么宪政便是各种政治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状态。所谓宪政秩序,不外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和谐状态。一旦这种和谐状态被打破,就意味着宪政秩序遭受破坏,也就意味着发生了宪事纠纷,甚或出现了宪法危机。纠纷必须解决,危机必须清除,否则宪政秩序就无法维持。而宪法诉讼正是解决宪事纠纷,消除宪法危机的专门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诉讼是宪法自身的免疫系统,是宪政之守护神,具有独到的价值。     

论宪政与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如此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只有从民主、法治与宪政关系的高度入手,才能抓住分析和解决宪法解释问题上相关分歧的关键。     

试论宪法实施与宪政建设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现行宪法在维护国家的稳定,确保法制的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必须看到,在实际适用方面,宪政制度却发展缓慢。     

宪政、限政与宪法

文章从探讨主权和宪政的科学内涵入手,分析了分权与控制政府权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意义,并对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中为什么要发挥以及怎么样发挥宪法作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宪法社会化:宪政建设的一种理念

宪法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与政府学习宪法文化、理念、精神、制度和规范等,并内化为宪法思维和宪政品质、形成宪政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过程.宪法社会化的过程,既是宪法思维得以形成的过程,也是宪法文化得以传承的过程,还是公民角色的教育过程,因而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宪法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主要有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等社会性组织,除此之外,政党与政府也扮演着宪法社会化的角色.     

宪法经济学对宪政的启示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则注重相关的经济因素,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时代,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成为透视宪政问题的视角之一。本文从宪法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理论探讨出发,阐明了宪法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对于构建合理制度的必要性,同时运用宪法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结合宪政问题得出了重要结论并指明其发展方向。应当说,用宪法经济学关注宪政理论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另辟蹊径,对于更新宪政理论、实现宪法经济学与宪政问题相融与创新、探讨宪政改革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儒家潜涵的宪法与宪政思想

儒家的基本概念有其整体的表达方式,即强调动态过程、重视民本、趋向人文、要求道德实践,具有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特别关注发展人性的善端,提出和建立一套基本原则与价值系统来引导,规范国家权力。可以说,儒家对人、文化、社会和天下的认识中潜涵着一种根本的宪法与宪政思想。如何赋于它一个外在的理性的规范形式,将其转化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法典及治理法则,是宪政儒家必须面对的课题与挑战。     

论宪法精神的价值

宪法精神的价值是宪法精神对人的意义问题 ,其价值内涵是“以人为本”。宪法精神的价值内涵决定了宪法精神具有特殊性价值与普遍性价值相统一、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相融汇的特征。宪法精神的价值功能则是宪法精神对宪法文本和宪法实践的指导性。     

五四运动与宪法的精神

一、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宪政的变革1.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导。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痛感传统的纲常伦理、封建的宗法制度对于人性的扼杀。他们揭露三纲之说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之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于是天下之人“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都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封建的君权、神权、族权、夫权进行了抨击,在他们…     

从“改革宪法”走向“宪政宪法”——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宪法发展的回顾与思索

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及其四次修正案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功经验.这三十年宪法发展呈现出鲜明特征: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更新宪法观念、自觉推动下大步向前的;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大变迁,并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改革开放;以确认改革成果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及时修订,重视宪法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权利不断得到保障,为宪法从"改革宪法"发展为"宪政宪法"打下了坚实基础.     

村民自治的法律价值分析

就村民自治的法律价值而言,一方面,它体现了村民自治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村民自治制度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村民自治的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村民自治制度所具有的、对村民自治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其需要的功能和属性。村民自治的目的性价值体现为四个层次：秩序是村民自治的基础性价值,自由是村民自治的主体性价值,功利是村民自治的扩展性价值,而正义是村民自治的终极价值,也是最高价值。     

论公民选举权保障制度

选举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公民选举权的实现需要选举制度保障,而保障公民的选举权是选举制度产生和嬗变的历史动因,也是选举制度发展的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公民选举权有了更切实的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民在行使选举权时还受到了诸多制约。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参照有关国际法律的规定,不断丰富公民选举权的内容,拓展其范围,创新其实现形式,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其保障措施,仍然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和人权保障中面临的重要任务。     

股东通讯行使表决权的范围

股东以通讯方式行使表决权无论对股东还是公司而言,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我国实践中对通讯表决适用范围作出的限制不利于其优势的发挥.重构股东通讯行使表决权制度,应当允许其适用于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适用于股东大会所有的决议事项,并允许所有的股东采用.     

论公民住房权的宪法保障

住房权是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通过考察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规定,对住房权的含义进行了一般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住房权的宪法和法律保障机制进行阐释.住房权的保障主要依赖积极的国家财政政策以及政府改善民生的政治合法性理念,而这正是宪法保障公民社会权实现的重要途径.     

1936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权问题探析

1936年5月颁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取消了对选民在性别、财产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体现了选举权形式上的平等.但国民党却在法律技术层面设法进行拦截:通过规定公民宣誓、指定代表和规定当然代表等方式,将中共等党派排斥在外,使选举权的平等与自由原则大打折扣,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和积极声讨.在各方的质疑之下,国民党虽然对选举法进行了有限修正,力求借助合法性名义维护党治,表明其政治思维难以适应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从私有财产权入宪看公民财产权利的宪法保护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部宪法都不同程度的规定了对于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而2004年宪法修正案历史性地将“私有财产”写进宪法。这一创举不仅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标志着公民财产权利的宪法保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要真正使这项宪法权利变成公民的现实权利，还需要我国立法进一步完善。     

人口结构变迁与公民平等选举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原来按比例原则配置选举权的现实基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为了适应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发展,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必要使选举制度与时俱进,适时实现城乡居民选举权的完全平等,以便更真实地反映我国当前和将来的现实生活,使各阶层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     

大学生选举权行使现状及其改善的思考

大学生的选举权行使参选程度较低，存在一定厌选情绪；当选更是个别现象。为此，应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建立学生自治组织，不仅可以使大学生参选人大代表更为便利，而且为社会民主建设和政治制度改革提供实践和理论的支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利益”到“社会关系”

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情和社情分离、网络话语流行。从理论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应从“利益”视角转向“社会关系’’视角。以‘‘社会关系’’为视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科学发展、包容和谐、共同富裕”。     

平等权的宪法内涵及其实践路径

平等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宪法权利,具有丰富的宪法内涵。在美国和欧陆,无论是从权力制衡出发,还是从自然权利出发,抑或是从人权保障出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立法应受平等权的拘束。从我国的宪法文本规范和立法主体权限这2个方面来看,全国人大原则上并不能制定违反平等原则的法律,如果全国人大确实制定了涉嫌违反平等原则的法律,尽管从目前违宪审查的角度没有救济的可能,但仍然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和道德责任。但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违反平等原则的法律,很显然,是存在被全国人大推翻的可能性。以选举权平等的路径为例,可以进一步分析,平等权的宪法内涵究竟是什么,在实践中又是如何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