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高丽朝诗学对意象批评的承传

韩国高丽朝诗学在诗歌理论观点上深受中国诗学的影响,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高丽诗学对意象批评的承传与运用,充分体现了朝鲜民族的审美意识特征,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近年来中国研究朝鲜古典诗话综述

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又形成扎根在本民族土壤的民族特点和美学价值，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影响。本文将从几年来中国研究古典朝鲜诗话的情况分成：诗话作品的介绍与传播；朝鲜诗话研究成果的传播；国内研究朝鲜诗话的几个主要地区：广州、长沙、北京、延吉；研究朝鲜诗话的主要课题：其发展史、基本内容与民族特点、历史地位与意义、中朝诗话的比较等几方面进行叙述     

朝鲜诗话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朝鲜古典诗话研究》

朝鲜诗话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朝鲜古典诗话研究》吴绍一、朝鲜诗话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朝鲜古典诗话是朝鲜乃至整个东方一宗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它的发生、发展与中国诗话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众所周知，诗话是一种以简便灵活的形式、随笔漫谈的批评方法，论述诗...     

诗律正脉：朝鲜朝中期诗律观——以梁庆遇《霁湖诗话》为中心

梁庆遇《霁湖诗话》是朝鲜朝中期诗话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尤其是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霁湖诗话》以唐风为“千古正脉”,作诗强调“直溯真源”,为朝鲜朝中期诗风由宋转唐提供了诗学理论依据。《霁湖诗话》开朝鲜诗话专门进行诗律批评的先河,体现了朝鲜中期诗话的新特点,代表了朝鲜朝中期诗家追求“诗律正脉”的诗律观。《霁湖诗话》从诗体、平仄、押韵及诗律评点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梁庆遇的诗律观,在体现崇唐态度的同时,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朝鲜文人作诗因不精音韵而疏于押韵的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作诗之法。尤其是梁庆遇对待“通韵”的严格态度,标志着朝鲜朝中期诗家诗律观的一大进步。《霁湖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朝鲜诗话从关注诗律进入到专论诗律的新阶段,在朝鲜诗话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高丽诗话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高丽诗话是中国诗话的衍生品,不仅继承了中国诗话的诗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话的批评方式。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高丽诗家的审美意识,并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历史上的跨海人文旅行——明朝高丽文人郑梦周的渡海入京与其人其诗的古今影响

明朝初期,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权鼎革,郑梦周作为高丽末重要官员和文人,多次渡海赴京,对当时、对后世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其在中国的影响,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明初,来自高丽末朝鲜初王府的遣官入京奏报,郑梦周是作为高丽王府的"权臣""奸臣"定性的.第二个时期始自朝鲜初期成书的《高丽史》对郑梦周评价的彻底转变.于是在中国本土,对郑梦周的定性与评价,也随之彻底转变.到了明万历进士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明朝属国朝鲜的郑梦周诗成为重要选项,因之影响巨大.《列朝诗集》于清康熙间传入朝鲜,受到朝鲜一方的高度重视.清中叶朱彝尊编选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郑梦周又是必选,并按语对《高丽史》不没郑氏事迹大加称赏.晚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五又记有《朝鲜诗录》在同治年间辗转抄阅流传的情况.《朝鲜诗录》共四册,录郑梦周诗"几盈二册",可见郑梦周及其诗在明清中国本土的影响.第三个时期是现代中国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学界对郑梦周的"重新发现"高度重视.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中国学界有了不少全面研究,另一方面是中韩两国共同对郑梦周在中国本土的历史足迹的考察发掘、缅怀纪念,和对其当代价值的共同认同.     

朝鲜古典诗话对杜甫诗之批评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夫子。”①杜甫诗博大精深，本文仅就朝鲜古典诗话对杜诗的批评情况做些探讨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中经历了由高丽朝文人士子自下而上的推动、朝鲜朝初期深度参与意识形态建设、17世纪达到高潮、朝鲜朝后期发生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愈的不同散文作品契合了朝鲜古代不同时期政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被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之中，甚而成为朝鲜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中国批评话语影响、朝鲜古代的政治生态、民族散文批评话语构建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韩愈散文的典范地位，表现出了中国古典散文域外传播和接受的典型特征，在东亚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朝鲜诗话略论

朝鲜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它又结合朝鲜诗歌体裁的创作实际，推陈出新，点石成金，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式诗学体系，因此就具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朝鲜诗话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朝鲜诗话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强调写诗必须有自我发现；诗话诗论的对象主要放在本国、本民族的诗人诗作上面；诗话论诗的内容充满着民族自豪感。第二，朝鲜诗话深深打上儒家文化的印迹。第三，朝鲜诗话具有欧派气质，善于论事而采用语录体、随笔体、史论体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道出了精辟的诗识。     

近代报刊诗话的文体观念及变革转型——以邵祖平、陈衍、王揖唐、黄侃、俞陛云等为考察中心

历代诗话是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渊薮,而近代报刊诗话则是近代文学及历代诗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所具有的融合古今中西文学文化的时代特色,近代报刊诗话也成为"诗话学"及"文体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近代报刊诗话中的文体观念主要由"先体格而后神致"的"体制为先"辨体理论、分类与辨体的批评实践、"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入律"的破体观念、"变而不失其正"的辨体通变观,以及"文章与世运递降"的文体发展论等几个方面构建而成。     

韩国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从韩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个别类型入手,分析韩国人在古代是如何认识、描绘"中国"这个他者,并探究其中所蕴含的韩国人的思维及如此创作的意义,最终尝试在东亚文学的多种发展脉络中,把握韩国文学的本质及地位。高丽与朝鲜时代,以"中国"为素材和背景的作品非常多。一些抒情诗和叙景诗以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出使路上所见的风景名胜为素材进行创作;一些传奇和小说将背景设置在中国,出场人物的国籍也均为中国。这些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在文人的作品中。通过与来访朝鲜的中国使臣的会面,通过去往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访问记录,通过览阅中国书籍和士大夫收藏的绘画,可以探寻中国历史和文化空间。一般而言,这些以中国为描写对象和抒情对象的诗文作品,表面描绘中国,实则隐晦地表达或呈现了韩国本民族自身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命运。     

论韩国古代诗话的东亚视角与比较批评意识

东亚汉字文化圈长期交流与互鉴的历史文化语境,为韩国古代文人创作诗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宝贵素材。诗话的创作群体基于不同的身份与立场,用汉字记录并比较各区域文化与文学,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及视东亚汉文学为一体的写作姿态,使得韩国诗话作品富有鲜明的东亚视角及浓厚的比较批评意识。而这一书写特色也成为了韩国诗话有别于中国诗话的重要特征。从中可见韩国诗话的域外价值、地域特色,以及韩国古代文人在东亚文学交流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论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形象的文化内涵及意义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越南出生并生活了18年。这种特殊的生活背景对其作品影响很大,构成了作品之外的潜在文本。论题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关于文化想象理论及作家生活经历,从作品“情爱”故事本身的解读出发,阐释“中国情人”形象所寄寓的较为复杂的深层文化内涵及关系：1．个人身份的寻求与文化认同,作家游离在东方和西方之间;2．法兰西民族对东方的欲望想象及投射,东方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3．多重语境下的文化关联及其融合。     

徐福东渡与日本秦俗文化——以明清时期朝鲜官员的记载为例

徐福东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先河,而且也为日本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国秦朝时期的民风民俗在日本列岛广泛传播、历代绵延,使得秦俗文化成为日本原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朝鲜半岛高丽以及朝鲜王朝时期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关于徐福东渡对日本影响的文献记载,印证了在中国明...     

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试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诗写作

古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汉语诗,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全面影响,其诗歌文本无论内容抑或形式都显示着汉化特征;同时,又因为本民族诸文化基因的存在,表现于作品的民族意识和精神风貌,与汉族作家相比难免出现的差异。重新审视和评价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诗的非汉化痕迹,非常必要。     

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的语言结构批评

以讨论句法、炼字、造语为主要内容的宋诗话一向以其琐屑细碎、无关宏旨而为人们所诟病,而我们认为,宋诗话的最大价值恰巧在于立足作品的分析,以及对诗法诗病的寻绎阐释,使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从传统的外部社会学研究进入诗歌艺术的内部研究,从浮游于语言之上的性情、韵味研究转向从语言出发的诗歌特质研究上来,从而创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以语言结构为中心的真正的作品本体批评。     

论中国诗话之生命化批评

论题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探讨诗话的批评方式,认为诗话作家对于生存的体悟与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使诗话批评方式本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种种生命化的诗话批评:对生命本体的瞬间顿悟和直觉把握的点悟式批评;以艺术形式和生命形式为异质同构的象喻式批评;诗品出于人品的人格化批评;诗歌得江山之助的自然诗化批评。     

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

文体作为文学的首要元素,是实现文学价值的基本依据,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如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研究、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等,无不以准确地把握文体要素为基本前提.中国古代文学在从上古到明清的悠长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极其丰富多样的文体,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层出不穷的文体创造的历史,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中都是罕见的,所以古代文体的研究本身就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