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信用福建"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本文从新的角度论述了信用的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用福建”的基本框架。作者认为 ,对信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 ,但它们之间有主次之分、有层次之别。信用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来理解 ,其次从法律方面来理解 ,最后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因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 ,不要简单地把它归入伦理道德范畴或一般文化范畴。经济信用问题的解决 ,主要依靠经济手段 ,辅之以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在建设“信用福建”的过程中 ,要紧紧抓住经济信用建设这一中心环节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推动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信用建设和法律规章、道德文化、监督管理三大保障的信用建设     

关于我国人才信用环境建设的几点思考

本文剖析信用抽象和具体两重属性,诠释人才信用的内涵,阐述我国人才信用环境建设现状,指出我国市场经济对人才信用环境的迫切需求,主张用“以他律求自律”的原则建设人才信用环境,探讨我国人才信用环境管理模式,提出我国人才信用环境建设的几点对策。     

信用问题研究述评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稳压器和助推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制度已趋成熟,我国信用机制正处于建设阶段。信用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信用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自1999年至今,各省市政府响应中央号召,逐渐介入地方信用建设,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信用建设法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是信用建设的主要内容。我国还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信用问题。     

论现代信用文化建设

“信用”一词可以从多个视角来把握,问题在于不仅要深化每一个视角的内涵,还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现代信用文化”不仅把信用在道德、经济、法律等意义上的规定包含在自身内,而且使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特点、新的功能。只有把信用提升到文化层次即信用文化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才是对信用的更高层次的理解,也才能培育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信用文化,从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完善

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保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信用体系建设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应当首先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总体目标或指标体系,以此来衡量和检验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程度,并有层次、分步骤地逐步展开,在信用法规、信用信息服务、企业信用管理、行业自律管理、失信惩戒、信用文化塑造等六大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县域信用体系建设的现实探讨

县域经济是全国经济的基础,是连接城市现代文明与乡村综合发展的纽带和桥梁。县域信用体系是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的综合体现,对于促进县乡中小企业诚信经营、改善“融资难”局面、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构建和谐新农村都是一个任务重、意义大的时代课题,且已成为突破县域制度瓶颈,维系并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建设的现实思路和基本构架包括：领导机构组成、征信数据库构建、信用产品生产、信用市场培育、失信惩戒机制形成、信用运行模式与建设路径的选择。此外,农村信用文化、企业信用互助担保联合体、融资信用保险制度等也成为县域信用体系的有机组成内容。县域信用体系的成熟运行,将为建设省域乃至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奠定基础。     

试析"诚信"与"信用"的联系与区别--再论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目前学术界不少论者将"诚信"与"信用"混用,实际上这是两个在内涵、历史形成、表现形式、建立和维护机制、惩罚机制上都有着严格区别的概念.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它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并体现为规章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而诚信则是道德范畴,体现的是人的道德品质,是经济信用的道德基础和前提,但它不具有外在的制度约束力.明确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还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完善企业信用资源管理制度探析

为提高商誉和经济效益,我国企业应设立“信用资源管理部”,负责制定赊销信用政策,管理企业名称、产品商标,开展员工信用教育和社会公益捐赠,在推动企业信用资源不断增值的同时,促进全社会信用制度建设。     

和谐社会构建与地方政府信用治理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构建诚信、信用的政府已经成为“善政”政府的重要内容,政府信用缺失业已“凸显”为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建设“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加强地方政府政风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加快建立透明政府的步伐;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信用管理机制;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信用活动与信用意识形态

信用是一种有着古老历史的活动,伴随着这种活动的历史演进,深植于人们意识 中的信用观念是顽强而极富生命力的,构造了特殊的“信用意识形态”,并由此来支持着规 模扩大化的人类社会的信用活动,文章从新中国成立后信用意识的缺位与信用关系的变革过 程入手,在充分肯定信用观念生存的顽强性的基础上,论述了信用活动和信用意识形态之间 的关系,提出了信用活动催生、激励和强化信用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信用意识形态的形成,又将过来服务于信用活动,大大地降低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信用活动中的交易成本的观点 。由此引申开来,文章提出了信用活动的特殊文化性质,指出其中包括的道德意识作用最为 突出,它直接作用于经济成本与效益的对比,在经济分析中不能不加以最重要的关注。同时强调指出,任何一次信用活动都有“成与败”的可能,对于那种主观蓄意破坏而且能够成为 事实的反信用行为,应当有强大的制度与管理力量来制约,用以保卫社会良好的信用道德意 识。鉴于中国社会现实对于信用体系建设的呼吁强烈,对于信用道德和信用意识形态的热切 盼望,文章热烈地赞扬中国社会积极推出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活动,特别是个人消费信贷活动 ,批判了不分析中国现实而对信用体系的建立抱有的理想主义的思想。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