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时空对应的文化寻绎——朱谦之文化思想探略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作了科学派的押阵大将的吴稚晖,曾说过:"(我)意中有四位先生,认他们是最近时代中国思潮的代表者.一是胡适之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中国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二是朱谦之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西洋思想.他论调叫人完全可以否认,也叫人完全可以承认.三是梁漱溟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印度学者而有三分西洋思想,七分中国思想.四是那位老将梁卓如先生,我批评他是一个西洋学者而有中国思想."四位先生"中,朱谦之大约是人们最感陌生的人物了,但他究竟是一位学贯中西、于文化研究别有心得的学者.到三十年代,艾思奇对朱谦之脱胎于虚无哲学的"唯情哲学"多所批评,却也称他是一个"不向政客堆里钻,能保持在文化中心地当穷教授的     

哲学究竟是什么——《智慧的探索》读后,兼对冯契先生的怀念

人生会有憾事。有的憾事后来可以弥补,可也有的憾事却是终生无法挽回的。当冯契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我突然意识到:我遭遇到人生一大憾事,而且,它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冯契先生是我过去的博士生导师,自198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他。但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我却常常惦记起他来。每当我读书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一些新的想法的时候,我多么想回到导师身边,希望聆听他对这些问题和想法的看法。同时,我也注视着导师在哲学探索中的每一项突破和进展,并想就这些问题与导师交换看法和意见,尤其是我读到《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上发表的先生回忆金岳霖的文字,其中提到“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问题的讨论,我觉得,先生是把握了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问题却是长久以来为哲学界所忽     

陈筠泉:莫斯科大学培养的哲学家

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立“现代中国哲学”课题组，课题设计中包括“中国哲学史”项目，主要是对中国现代哲学产生重大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这一篇干春松教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陈筠泉先生的访谈即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陈筠泉先生丰富的经历，访谈内容涵盖了建国初期派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哲学的缘由、当时苏联大学哲学系的教学模式；中苏论战期间中国哲学教科书的编纂情况；《哲学研究》杂志的复刊以及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法所做的理论准备，在真理标准讨论当中的作用；陈筠泉先生对价值观问题和中国社科院的定位的看法。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建立、历史风云中的哲学论争和思想动荡，以及当中的人与事，有重要的价值。现将访谈内容辑要于下，以飨读者。     

“超语言学”与“反语言学”试析——答吴疆先生

吴疆先生的《中国哲学: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一文(《中州学刊01993年第3期),对我发表于《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上的《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提出了商榷。吴先生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也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我很愿意就此将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就教于吴先生和学界同仁。 吴先生针对我的观点提出的不同看法是:“我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对语言本身‘蔑视和放弃’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中国哲学对语言的作用高度重视,只不过不是从语言的逻辑本性,而是从其非逻辑本性方面使用和发展了语言。这种语言的非逻辑本性就是隐喻。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用隐喻的语言形式表达超语言的意义”,所以,中国哲学具有超语言学的、而不是反语言学的倾向。 吴先生的意思似乎是:中国哲学“蔑视和放弃”的并不是全部语言本性,而只是其中的“逻辑本性”,但却使用和发展了语言的另一种非逻辑的本性如隐喻功能。如果我这种理解不错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和吴先生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但问题在于:既然语言有两种本性或功能,即逻辑的和非逻辑的,又凭什     

也谈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

最近于几种刊物上讀到一些討論老子問題的文章,不禁見獵心喜,我也愿意談談我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我的看法基本上是同馮友蘭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問題”(1959年6月12、13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看法对立的,因此卽用上題命篇。还望馮先生和与馮先生的見解相同的同志們不吝指正。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是“人民”嗎?

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的“中國文学史稿”中“东周的哲学散文”一節,講到“論語”說:“微子篇”記“楚狂接輿歌而过孔子”“長沮桀溺耦而耕”“荷篠丈人”三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儒家的看法。陸馮兩先生在“史稿”中对这三章无詳細的分析說明,只是很簡括的提了这一句。究竟这三章是不是“反映了当时人民对需家的看法”呢?我觉得还值得研究。我前兩年也教过此三章,我的看法却与陸馮兩先生不同,現在提出來同兩位先生商榷。正如陸馮兩先生所說“春秋中叶以后,土地逐漸由領主手中轉移到新兴地主手中;到了战國时     

正确地理解和评价“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哲学命题

哲学界就如何理解和评价“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哲学命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早在一九七四年,张江明同志就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既包括对世界总的看法的本体论,又包括正确反映物质世界的认识论”的看法,作为编写广东省高等院校哲学教材的指导思想。对此,我曾提出不同的意见。近一年多来,在讨论中又阅读了张江明同志写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关于陈白沙哲学思想的讨论

<正> 广东陈献章,别号白沙先生,他的哲学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代心学的先河,在广东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哲学大师.他的思想,自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开始,直到现代中国,一直被视为“心学”、“唯心主义者”,没有异议.我的专著《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对这个几乎是“定论”的看法提出了异议.接着是《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发表了辛朝毅同志的《陈白沙哲学本体论的再认识》一文,就白沙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与我进行商榷.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不同意见的争鸣对学术研究是有利的.因此值得欢迎.     

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及其评价尺度——与俞吾金先生切磋

《中国社会科学》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俞吾金先生的大作《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 (以下简称俞文 )。这篇文章以其才思敏捷、见解深刻而令人折服 ,但在对《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的评价及其他相关问题上 ,也引发了我的一些不同的思考和看法。俞文认为《手稿》不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异化评价的尺度不对头 ,只注重“道德评价优先” ,而没有贯彻“历史评价优先”的原则。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澄明 ,即《手稿》中的异化是什么意义上的异化 ?它与以前哲学家们所谈的异化相比 ,有了哪些新的提升 ?马克思对于…     

从新理学、新心学到新人学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有声称“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的,如冯友兰先生,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有隐然“接着陆王心学往下讲”的,如贺麟先生,创立了被称为“新心学”的哲学学说。他们的哲学创造,都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特定学脉的自觉选择和继承,而坚持了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他们又在自己的哲学中融摄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因素,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乃是程朱理学与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奇特结合,贺麟先生的新心学则是陆王心学与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精巧融汇。与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不同,我要讲的是“新人学”。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