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指称决定者为真”的分析性新解及其问题

分析性的形而上学解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许多人认为此解释依赖于一个会引起严重问题的假设,即从奎因开始就广为流传的双因素决定(语言与世界同时决定)假设。美国哲学家吉利恩·罗素于2008年提出一种以"指称决定者"概念为核心的关于分析性的新定义,企图在修改了的双因素图像下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试图表明,罗素的这个新定义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种修改既不能被传统双因素解释的拥护者所信服,同时也改变了分析性本来所面向的哲学主题。     

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逻辑性质--从奎因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区分的批判谈起

在考察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基础上,对奎因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区分的批判进行了评述,说明奎因的批判并不能否认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是两个典型的模糊概念,因而需要运用模糊思维方法去把握它们既相对区分又相互贯通的辩证机理.     

概念如何通用?——也谈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

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是陈述和表达,这需要语言和概念.语言具有四个内涵:表达、符号、指称和意义.概念是一种人工语言,它的主要特征是符号性和指称性.符号的特殊性使概念具有了限度,这产生了不可通约性困境.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追查概念符号的本原和基础,从而获得真知;另一个是在上述基础上大胆地使用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由此产生新概念、新思想.这个过程便是哲学史.     

斯特劳森与奎因本体论思想之差异探析

奎因从"本体论承诺"的角度将本体论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而斯特劳森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将殊相的识别作为探索本体论优先性的出发点。二者本体论的差异主要集中于对存在的理解、共相与殊相、相对主义问题三个方面,而分歧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哲学立场、理论渊源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斯特劳森在与奎因关于本体论的论争中系统形成了联系于殊相识别的本体论等级论,其理论是对奎因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语言间性:分析哲学的视角

分析哲学对于语言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语义、语用的分析,可以发现,语言交际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三种难以突破的间性:一是符号的异质性;二是主体势差;三是情境的适时性。从表面上看,这三种语言间性在交际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符号学问题,但是,如果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去分析,它存在的合法性依然脱离不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不可否认,语言间性的存在使得话语主体的话语实践更显得的丰富多彩,但其衍生的符号变异、语义错位、日常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和话语相关性减弱等问题却使得主体间表达意义的理解受阻。因此,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寻求话语空间的扩张,建构一个一元的语言沟通渠道,是话语主体之间实现有效沟通的基本路径。     

法律变革与法律的不确定性

成文法自近代以来,其自身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首光是对成文规则确定性的绝对强调,接着,自由法的思想代替了“概念法学”.而后现代语言分析哲学勃兴,从而使法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得以正视.本文在分析成文法演变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法制建设中的成文法思想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成文法的演进与我国的法制建设

成文法自近代以来,其自身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首先是对成文规财确定性的绝对强调,接着,自由法的思想代替了“概念法学”.而后现代语言分析哲学勃兴,从而使法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得以正视.本文在分析成文法演变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法制建设中的成文法思想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于同义手段和同义修辞学的讨论

意义问题对人类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意义”可分为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同义手段也相应地分为语言的和言语的。“同义手段”的有无关涉到修辞和修辞学能否存在;利用“转换”这一方法可探寻到“形”和“义”的关系,从而也可探询到部分同义手段的成因。同义手段理论体系是建立同义修辞学的纲领,但是从同义理论到同义修辞学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论音韵和谐与词语锤炼

古今中外的语言艺术大师都十分重视词语的语言美。我们所说的语言美,主要是指如何使声、韵、调等方面配合协调的问题。现以作家作品的原文和改文为例,运用同义学说来探讨如何从音韵和谐的角度进行词语锤炼的一些基本方法。     

先秦法律用语同义现象探析

先秦法律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同义现象,这种语言的模糊性、不苛性与后世法律语言的精准性、严谨性相违背.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客观评述,分析同义法律用语之间的差异,并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研究表明,先秦同义法律用语的大量出现是先秦法律体系不成熟、人类思维模糊性的外在表现.它虽使法律语言的严谨性大打折扣,但真实、准确地再现了当时的法律状况,且能够收到一定的修辞效果.     

中国美学何以可能--关于中国美学合法性的一种理解

中国美学研究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学问题和言说方式,这同时也是一个如何看待、处理东西方美学之间关系的问题。本文以为,不同的文化范式都源于对同一个普遍问题不同的解决方式,中国文化的独特处在于它“概念的两极性”特征。独特的文化范式提供了中国美学的合法性依据,先于范式的普遍问题的存在则意味着东西方美学相互沟通与理解的可能性。     

存在经验、概念与表征——论孙正聿先生的“哲学表征说”

经过德国古典哲学对思维能动性的发现和论证以及分析哲学向德国古典哲学的回归,人们对哲学概念作为纯粹思维的认识由微而显,现代哲学对哲学生活基础的追溯也使哲学对人们存在经验的特殊作用逐步明朗化。哲学概念作为纯粹思维,以其内在的坚实度、确定性和凝聚着时代真切存在经验的具体普遍性,使公众语言获得了不同于单纯的表达和表述的功能,即对存在意义的表征。一个新概念带来新的存在理解,因而又返指着新的存在经验。新旧概念的更替是哲学的特殊工作方式赋予语言的新句法,哲学的表征意义是对新时代哲学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的自觉。     

复合概念的结构分析及其逻辑意义

传统逻辑疏于对概念内在结构的考察,因而也无法对复合概念进行明确的分类。确立复合概念的新类,并运用现代逻辑的类演算工具对其进行结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明确概念、分析命题和应用推理。     

概念整合理论与二语习得

语言意义的理解是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第二语言也是对一种新的隐喻方式的习得过程。在介绍概念整合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基于这一理论的隐喻性语言的理解机制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些启示,很有意义。     

国家能力：走出理论荒野

国家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概念。然而,国家能力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却深陷理论荒野。在实证研究中,概念和理论的混乱导致了诸多问题。在对有关国家能力结果和来源/差异的大量文献进行批判性评论的基础上,我们重构了国家能力的概念结构。具体来说,通过修正迈克尔·曼的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权力理论,我们将国家能力定义为资源和能力的结合,包括四个维度：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行政能力I（递送服务）和行政能力II（信息收集和领导力）。     

从认知视角看象似性及概念隐喻与语篇构建

对思维和语言认知的关注必然导致语篇。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已跨出词句层面,扩展到语篇层面的研究。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象似性及概念隐喻与语篇建构和认知理解的关系。     

中国思想：概念语言的经验模型

理解古典中国思想，首先要理解中国古人表达思想的概念语言。但中国哲学的概念研究通常只关心“天”“道”之类的抽象术语，这是将概念语言限定在抽象语言的范畴，以为只有从抽象表达中才能洞见思想的哲学性。实际上，中国古人更倾向以描述具体经验的方式运用其概念语言，其典型如文献所见，许多描述身体、时空与运动的经验词汇，可以超出其日常语义，被挪用于说明精神、政治、人伦、价值等领域的问题。这种说理策略即中国古人推崇的“能近取譬”,实质则是以特定经验素材为模型，构造表达思想的概念语言。     

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哲学治疗思想比较

哲学不是与各门科学并列的,它是对各门科学的前提与概念进行反思。由于语言在蛊惑我们的理智,我们很容易产生概念的混乱。哲学是针对这种蛊惑所做的斗争,是对我们所使用的概念进行考察,重新清理理论的地基。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这两位重要的语言哲学家都把哲学的任务看作是这样一种思想治疗活动。     

概念隐喻理论和汉语成语运用中的隐喻性思维结构

莱柯夫和约翰逊“概念隐喻”理论认为 :隐喻 ,是从一个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源域到一个不太熟悉的、较难理解目的域的映射。这种映射 ,反映的是认知空间中的关系。汉语成语具有定型性的特点 ,并多有书面或口语的来源 ,它形成于特定的语言环境 ,将其来源固化在它的意义之中。人们使用成语时的思维过程 ,是将成语及其包含的篇章内容 ,作为一个概念整体激活 ,并映射到新的语言环境所形成的概念整体上去。这种结构 ,存在于成语使用者的思维过程中 ,是始源域与目的域间的映射和互动 ,因而是隐喻性的。     

判决性实验的历史追源

自迪昂对判决性实验提出质疑,经由蒯因的进一步加强,“迪昂-蒯因论点”便成为了判决性实验唯一不变的问题症结.其实,判决性实验有其更深远的概念渊源和更细致的历史态度.文章在考证基础上,力图还原判决性实验的概念渊源和历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