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法律推动法治秩序的运行

公民参与法律是支撑法治运行的主体性力量,对我国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立法、执法环节的推动作用。公民参与立法能够表达与平衡多元化的利益,推动法律的民主化进程,提高法律的合法性;公民参与执法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实效性,增强法律的开放性及其自我修正机能。     

法治秩序的伦理支撑及其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法治秩序型构过程中伦理背景的分析以及对我国长期以来未能生成法的原因探讨指出,法治思想之建构必以特定的伦理支撑为前提,伦理建设在逻辑顺序上应先于法治建设,不把正义作为伦理目标就只能产生“伪法治”,因此,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如何做到对传统道德和国家主义道德的合理扬弃,促进以自由个体伦理和市场伦理为核心要素的新型伦理秩序的生成,将是整个法治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     

王安石的法治思想探略

王安石变法是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文章分别从其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阐述他的法治理论与法治思想。以为学习和研究王安石的法治思想对于促进当今的法治建设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法律秩序形成的社会组织基础——评《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研究》

随着法治的深入推进,法治有赖于多元力量的推动方能实现。《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研究》一书从社会学和法学两个学科的视角深入地揭示了社团组织与法律秩序的内在关系。良好的法律秩序是法治的重要表征,随着社团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法律构序的主体已不仅是国家机关和公民,而还应该将社团组织包纳其中。社团组织在立法参与和权力制约等方面具有积极的表现,可为法律秩序的形成和法治的达致提供越发强大的推动力。     

法治秩序生成的条件

法治秩序的生成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律调整机制内在的运作,而且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文化等因素共同孕育了法治秩序。民主政治是法治秩序赖以生成和持续的前提;市场经济是法治秩序生成的基础;法治文化是法治秩序生成的心理资源。     

城市化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城市化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城市化进程必然会对我国城乡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平常心对待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与秩序问题．将社会冲突纳入法律框架,理性地加以解决。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

当前,在整治社会经济秩序及规范市场中,行政管理只应弱化,而行之有效者在于必须强化法律手段.为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经济行政立法、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使我国尽快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这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途径.     

智能技术革命与法治秩序转型——从传统法治到智能法治

当前,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公法秩序变革主要包括:权力体系重构:大数据、算法技术发展、社交媒体权力扩张与传媒监管体系变革,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政党化公司与选举代议制度变革;权利与权力边界的重构:金融科技发展与金融科技、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变革,巨型平台公司及其监管制度变革。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私法秩序变革主要包括:野蛮生长的互联网金融、P2P爆雷潮与个人信息、隐私权、财产权保护制度变革;算法智能推送、信息茧房、娱乐至死与个人信息获取、消费选择权保护制度变革。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法治社会转型——从传统法治到智能法治,主要包括:法律价值体系转型(数据代码算法正义、风险技术控制、注重义务与安全);法律主体及法律关系体系转型(新型主体与复杂化关系);法律行为及法律救济体系转型(复合性行为与预防性救济);智能技术革命时代法治秩序转型需建立智能法治系统:建模系统+功能分区——公共信息流通+个人信息保护——系统控制+社会整合。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通过法治实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含义极其丰富、见仁见智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则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统一性等特质,因而以法治的方式规定并实现公平正义,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普遍选择。当前我国社会一方面存在种种不公现象,另一方面也出现滥用公平正义概念寻求不正当利益的现象,这就需要把对公平正义的不同认识及其诉求尽可能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方式、途径和程序实现公平正义。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自觉守法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和基本途径。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土地补偿费农户间的分配：秩序与法治

土地补偿费农户间分配的各地方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中央政策原则。国家政策的背后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不无关联,而经由村民民主讨论形成的乡村分配秩序则分享着另一套民间规范的逻辑,虽呈现出“地方性”与“规则不确定性”,但并非无序,主要问题在于“多数人的暴政”容易产生剥夺少数群体正当权益的行为。应当运用结构分化的方法,尊重民间秩序的积极意义,用正式法抑制民间秩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探讨

在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就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来说,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障碍,而这些障碍的存在又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形成的;我们不仅要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如何消除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问题,而且也要在具体的制度、机制、程序、形式上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公正的法治价值探析

公正作为社会长久以来的价值追求,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与约束作用。公正不仅表现为法的理念,而且也应当蕴含于法的实践;不仅是立法的指南,而且也是执法与司法的保障;不仅作用于静态的法制目标,而且贯穿于动态的法治过程。本文将重点从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角度来解析公正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指主体对于法治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治不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的理想体系.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在于法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的内容既包括主体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也包括主体的权利意识、理想意识及守法精神.从而强调了法治必须被信仰,主体才能奉法而行.     

论民生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一个国家的民生状况与其法治状况密切相关,保障民生需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功能。同时,民生理念融入法治之中,也为法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确保民生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平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为改善民生提供切实保障;司法机关应当从保护民生权利、救济民生利益的角度进行理念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提高司法保障民生的水平。     

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及对策

良法并不代表法治,法治是法律被信仰的神圣化过程与结果。客观而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基本上实现了法律文本的法治,然而如何将这种立法法治转变为法治秩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法律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中国法律确信之路的探讨必须先是一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客观讨论与批判,然后才是一个制度的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