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区分之质疑

为了探究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之区分在我国的现实意义,文章归纳了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区分的不同标准并对其区分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美国、法国区分商事信托与传统的无偿信托,其意义主要在于对商事信托适用不同于传统信托法的规则。在我国这种区分并无实质意义,因为我国并无衡平法制度,所能移植的只有商事信托制度。对此,可以从信托目的、受托人、受益权、信托财产等方面塑造出符合现实需要的信托制度,而无需拘泥于英国、美国、法国中传统的无偿信托的规则与观念。     

论民商分立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较佳选择

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我国一些学者所持观点进行评析 ,可以发现适合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民商分立 ,制定《商法通则》 ,以实现商法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     

论我国公司分立与债权人的保护

公司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态,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对公司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及其组织和行为作出规制是各国公司立法的通行做法。公司分立是公司运作过程中组织形态发生变动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试从公司分立的含义、特征、形式、程序及对债权人应设定特殊保护程序等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完善立法作积极探索。     

论信托型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法律逻辑

资产证券化作为从借款人信用向资产信用转换的金融创新,以特定商事主体形式为载体。我国目前选择了“信托”作为唯一的特殊目的载体形式。但信托作为普通法的遗产,其财产转移方式的特点与证券化的破产隔离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冲突,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制度短暂的移植历史使得该问题更加突出。本文力图从理论上建立信托应用于金融交易的基本分析模型。通过对融资实践中信托方式的考察,本文提出自益信托是资产证券化交易中信托的基本形态,存在融资人信托和投资人信托两种基本模型。其中,融资人信托最符合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实际运作方式,但是在现有的制度约束条件下,投资人信托可能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信托与合同的比较分析

从信托与合同的起源、理念、构成要件、法律性质及利益第三人与受益人、委托与信托等方面加以比较,并通过对信托合同的特征、信托与信托合同的关系的分析,以求更清楚地理解信托法律关系的本质与特征。     

论信托财产所有权--兼论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对于信托财产,英美法系赋予受托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和受益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其原因在于英美法系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分野。大陆法系的所有权理念无法兼容双重所有权,这成了信托法移植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信托法则对其归属尚无谈及,不利于受益人、委托人以及他们的债权人的保护。应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赋予受益人。     

基于产权视角的养老金信托管理适用性分析

我国现有的政府集中型养老金管理模式存在委托人缺位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养老金资产无法有效保值增值等问题.因此,构建新的管理模式,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提高养老金管理效率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从产权的视角,可以把养老金资产划分为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两类.政府集中型养老金管理模式只适用于具有现收现付和资金调剂性质的共有产权养老金管理,而具有完全积累和长期储蓄性质的私有产权养老金的管理则适用于市场化运作的信托管理制度.     

法人财产权与信托财产权的比较研究

法人财产权与信托财产权是不同制度下的权利范畴,各具特色。通过对两者的渊源、性质、功能的分析和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以期能对完善我国的法人制度与信托制度有所参考。     

《民法典》有关保证方式推定的制度完善:基于民商区分的视角

保证方式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原《担保法》第19条一律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属典型的"商化过度".《民法典》第686条第2款转而推定为一般保证,又无法体现出对民事保证和商事保证的区分规制.通过对域外立法例的考察可以发现,民事保证以一般保证为原则,商事保证则以连带责任保证为原则.我国应当完善《民法典》有关保证方式推定上的民商区分,实现对民事保证和商事保证合理的责任界定.     

论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统一与分立————基于法人侵权责任与雇佣人侵权责任的关系视角

我国关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从“单一”到“分拆”再到“统一”的历史演进过程。《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统一式”的立法进路打破了所有制形式的限制,也顺应了国际发展潮流。然而,简单划一的“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主体模型呈现出复杂的责任样态,既不能在法律逻辑上周延自洽,又不符合民商法发展的现实需求,故应当将法人侵权责任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中分立出去,借鉴公司法中的先进制度,建构起新型的法人侵权责任。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并非基于传统的雇佣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与代表关系。在代理关系中,科层制的组织关系替代了雇佣关系和控制关系,成为了新的职务联结标准;在代表关系中,代表人的行为被视为公司行为,公司为此承担侵权责任。     

比较视域中的中西信任观

中国作为典型的东方国家与西方社会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路径、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本文试图在比较的视野下对中西方信任观的同异及其特点作初步探讨。其相同之处：在信任与人的向度上,中西方皆从本体论的高度予以诠释;在信任与社会的向度上,中西方皆将信任视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保障。其相异之处：诚信取意不同--作为个人品质的诚信和作为平等主体交往的信用;维系诚信的载体不同--心性和契约;诚信的社会机制不同--单方承诺、良心维系和双方契约、法律保障。     

法经济学视角下国家法的限度——民间规则与国家法关系的重新定位

当下法学界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民间法具有"乡土性"、"依附性"及"弥补性"特征.然而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民间规则是通过私人自主博弈而实现的最优产权安排,只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而妨碍了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的效果,国家立法的有限度地干预才成为必要.因此,依赖于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和自我实施的民间规则,才是产权安排的理想状态,是整个社会规则的根本基础.国家法不应介入低交易成本条件下的私人自主博弈,在高交易成本条件下不可替代利害关系人自主博弈,并应避免公共选择对集体选择的替代和排挤.     

控股合并与吸收合并的会计处理研究

在FASB和IASC取消了权益结合法后，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与购买法并存的二元格局，则是针对我国目前经济环境特征的切合实际的选择。不同的企业合并方式决定其具体会计处理也不同。在控股合并方式下，合并方与被合并方通常成为母子公司关系，合并方涉及对被合并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及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在吸收合并方式下，由于在合并后只存在单一的法律主体和会计主体，合并方则需要将企业合并中取得被合并方的全部资产、负债并入合并方自身的账簿和报表进行核算。     

浅析跨国并购的新特点及其动因和影响因素

近年来跨国并购出现了新的特点:并购规模和单项交易数额大,发生频率高;并购方式以横向并购为主,以股本置换代替货币支付;跨国并购向第三产业集中;跨国并购实施的行为主体发生变化。对跨国并购动因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包括企业价值低估论、速度经济性理论和非生产性的规模经济理论等。影响跨国并购行为发生的因素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因素、产业层面的中观因素和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国家层面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率、金融市场、贸易、税收与会计等政策差异等因素。产业层面的中观因素主要包括产业壁垒和市场结构等因素。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资产多样化和分散风险等因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生成的内在逻辑——基于公民主体视角的考察

政府信任是作为公共权力承载主体的政府与公民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它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为公民利益服务的动机所作的相关判断基础上的。从公民主体的视角来看,利益诉求是公民信任政府的现实导向,信任信息是公民信任政府的认知依据,信任能力则是公民判断政府可信性的关键。在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三者相互叠合构成了我国政府信任生成的内在逻辑。因此,现代公民的成长与培育也就成为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信任优化的重要环节。     

高校合并后的资源共享问题探析

对高等院校合并后各校区（学院）之间图书馆在新的环境和新的需求下如何构建文献资源共享信息网络，加强当代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提高图书馆员的信息服务水平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述。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社会情景致使社会信任结构体系断裂,产生了社会信任的非社会化、私人化和非理性化等危机。这种由社会风险造成的社会信任危机,可以通过强化信任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宣扬共同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文化,同时加强信任制度建设和构建"第三方"信任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任危机,促进人们形成普遍信任的心态,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企业合并中的反垄断法豁免探讨

通过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研究,阐述了企业合并中反垄断法豁免制度形成的依据,归纳出各国企业合并中反垄断法豁免的主要类型,进而提出了建立我国企业合并中的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具体构想。     

建立稳定有效的社会信任机制

信任是用于减少社会交往复杂的机制 ,一般有三种形式 :人际信任、社会角色关系信任和外在制约的市场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它构成该社会经济繁荣与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本文从社会心理层面 ,探讨社会转型时期 ,传统信任机制失衡之原因 ,分析建立稳定有效的社会信任机制的途径     

我国慈善信托法律规制的变迁与完善

慈善信托是当代慈善发展的基本运作模式,是调动市场力量与社会资源参与慈善的有力工具。《信托法》上的公益信托名实不符且不能适应慈善信托的发展需要,为此《慈善法》最终专章规定了“慈善信托”以期矫正。在《信托法》有关规定尚未正式宣布失效的背景下,慈善信托配套法规政策的出台完善是应重点关注并需要审慎处理的焦点问题。应本着《慈善法》的理念目标、基本原则,从放宽认定标准、设置监管分工、明确受托人、监察人的资格及权利义务、完善扶持促进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具体制度机制的科学性与操作性,促进中国慈善信托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