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即意见领袖——柳永和苏轼代表的宋词传播模式

传统流行文化的传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作者即意见领袖。对社会传播有清晰认知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抱有较高的社会期待,亲身参与作品传播过程。柳永交接四方,编词传习,主动向上层朝丞、皇帝和下层市民、妓女推荐作品,同时在作品中巧妙描写,侧面推高词人身份和词作价值。苏轼则利用文坛领袖的声望,整合文坛力量,化身意见领袖,直接站出来谕扬己作,评价词坛,引领词学风尚,引导"歌者的词"向"诗人的词"转变和新型豪放词风的成长。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金朝后期的军事机构和军区设置

金章宗死后,金朝在蒙古军的猛烈攻击下,从破败到灭亡,为时仅二十五、六年,而其间军制之杂乱与纷更,头绪极乱,难于梳理。金朝丧失黄河以北广大地域,跼蹐于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原有北方三招讨司和南方三统军司之边防体制随之瓦解。为适应对蒙古、对西夏、对宋战争及镇压红袄军的军事形势,金廷不能不对军事机构和军区设置作了很多变动和调整。限于今存史料,只能择其要者,作一些介绍。     

欧阳修对朝鲜朝辞赋的影响--以《醉翁亭记》、《秋声赋》为例

早在12至13世纪,欧阳修及其作品就传入了朝鲜,在当时朝鲜朝的文人士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更成为朝鲜朝文人士子们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以金麟厚、沈义、金絿、金驲孙、李瀷等为代表的朝鲜朝文人,分别从作品形式、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欧阳修的文学创作进行模仿,同时还学习他的生活态度和意志品质等。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之用心与读者之别有用心

当下文坛一个重要现象是作家纷纷揭秘自己的创作意图、作品用心。作者意图是作品意义的重要来源,但并非唯一的来源。这种做法容易造成作者理解对读者意见的压制,进而损害作品意蕴的持续生成和深化。对文学解读活动而言,作者出场解释自己的作品就几乎消解了探寻原意解读方式的合法性。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文学解读完全可以在作者用心之外延展意义,甚至可以别有用心地挖掘、发明出原意之外的新内涵,进而提供"不同的理解"。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鏖战文场几十春,功名只作曲中论——冯惟敏《梁状元不伏老》创作时间和意旨试探

明清戏曲中,有一类把作者科举考试的经历遭遇、感受体验和理想追求投寄到作品人物身上的"自况"之作,冯惟敏的<不伏老>是其中最早的作品.通过解读文本,结合作者生平思想及其他文体作品的分析,可以判断<不伏老>是作者在最后一次冲击进士考试前自我抒怀,自我激励,自我祝祷之作.     

唐代书信之文的继承与新变

书信是古人常用的一种文体。从作品、作者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来看,唐代书信数量众多,但分布不均,初盛唐书信数量较少,中唐书信数量激增,晚唐又有所回落;从作品的形式来看,唐人书信以散文为主,只在初、晚唐有少量的骈体之作;从题材内容来看,唐人书信,寄托友情、亲情的题材减少,而言仕进、论事功、谈学问的内容增多,书信抒发闲情逸致的作用减退,言事说理的实用功能增强。     

董仲舒考补

董仲舒的生年应是在公元前 198年左右 ,其亲见四世 ,是见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世 ,他虽然生于汉高祖时代 ,因为年小 ,不能算又见一世 ;古代讲七十悬车致仕 ,不是准确的整七十岁 ,而是从七十到七十九岁都包括在内。董仲舒三年不窥的菜园应该在首都长安。董仲舒对策之年还是定于元光元年比较合理 ,其他说法不能解决的矛盾更多。董仲舒的墓在何处 ,还需要继续研究 ,难下定论。     

董史《皇宋书录》考略

董史生活在南宋末年理宗、度宗时期,江西人.受宋代收藏风气影响,董史的收藏也很丰富,但在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毁于大火,后世几乎没有流传.董史的交游,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至少有三人:赵锐、牟益和曹士冕.董史的<皇宋书录>是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书录>的成书背景缘于董史个人对书法的喜好及其丰富的收藏,再加上学术上的考究.<书录>体例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著述上的史、论、著结合的学术思想.     

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三晋地处异质文化交汇地带,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和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三晋地区便出现了《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以及坚持书法不隐的良史董狐。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较快,以史论事,撰述记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者,为数不少。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5世纪中后期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史学人才大多以家族的形态出现,家族性习史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义熙伐蜀与晋末宋初政局

刘裕主持东晋朝政期间,曾于义熙二年、九年两次派兵伐蜀。第一次伐蜀的条件并不成熟,其本意也并非在于克蜀,而另有其政治意义。第二次伐蜀,则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盖州的平定,除了直接造成梁州的回归外,更为日后南北之间的长期对峙,作了奠基。     

董仲舒治国方略简论

董仲舒认为只有更化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更化的标准是：“为政而直于民”,更化的基本原则是“道不变”。教化既是人性的要求,也是巩固统治的需要。为搞好教化,一是君主立大夫做出榜样;二是安民,使民乐生;三是培养好实施教化的人才。只有罢黜百家,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才能确保政纪法纪的统一,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研究董仲舒的治国方略,有利于我们理解汉武时期的政策,对今天的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     

山西榆社崇胜寺《施地状刻石》的系年问题

《全辽金文》所收刘方《施地碑记》的标题应为《施地状刻石》,该《刻石》的主体部分“施地状”的撰写年代为1233年,将该“施地状”刻于石的年代为1258年。该“施地状”是在金元之际山西遭受蒙古军的残酷掳掠的背景下签署的,其刻于石的历史背景为金元之际山西全真教势力的壮大昌盛对佛教教团产生的潜在威胁。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真理性

董仲舒哲学在 2 0世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董仲舒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反面人物 ,是错误的也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本文从汉代的现实出发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详细分析 ,认为他的天人感应论是理论形式 ,实质内容却是针对现实的。屈民而伸君 ,是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 ;屈君而伸天 ,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以历史唯物义观点来分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在汉代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 ,才会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真理的     

唐鸿胪井刻石与渤海政权的定名、定位及发展

公元698年,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靺鞨族联合其他民族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的广大地区建立政权。713年唐遣使崔忻对其册封,第二年崔忻返程路过旅顺,凿井刻石,即唐鸿胪井刻石。通过这次册封,该政权被正式定名为渤海,定位为唐王朝的一个边疆州和都督府,从此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开始了全面发展。     

《释名》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释名》是东汉人刘熙的训诂学专著,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颇负盛名。本文试对此书的价值及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进行探讨。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