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认知和处理佛教及佛、儒关系之情状——朱熹的检讨和超越

从"对杂于佛教情形之分辨"、"对理解佛教情状之完善"、"对争辩佛、儒异同观点之总结"、"对宋儒取胜佛教策略的提升"4个方面,展示了朱熹对宋儒关于佛教、佛教与儒学关系的认识和主张检讨之情形;认为朱熹在这些方面既有所继承,亦有所超越.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学前儿童艺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长期以来,我国幼儿教师多是被排斥在课程开发之外,只是被动地执行指令性的国家课程计划安排的任务,导致了不少幼儿教师对于课程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肤浅性,也导致了课程资源的拥有者缺乏为幼儿园教育教学服务的意识。学前儿童艺术课程资源具有多面性,它包括幼儿园资源、家庭资源、社区资源等。提倡家庭、幼儿园、社区共建共创教育资源,而共商教育问题则成为必需。也就是说要以幼儿教师为主导加强沟通与合作,建构起以幼儿园教育为主导、家庭教育为基础、社区教育为依托的大教育体系,实现幼儿园、社区、家庭教育一体化。     

佛教与儒学的三大差异——朱熹的分辨与判断

选择"道体的特性"、"伦理的关怀"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对朱熹辨别儒佛差异的情形加以梳理与分析。在"道体的特性"方面,儒学是"一",佛教是"二";在"伦理的关怀"方面,儒学是以伦理乃天地所赐于人而为自然,佛教则以绝灭为事而视伦理为赘疣;在"工夫的路径"方面,儒学是无心以动静顺时,佛教是刻意以栖心淡泊。因此,佛教与儒学不仅存在末用之异,也存在本体之别。朱熹对佛教与儒学差异的辨析,是对北宋以来儒者辨佛教、儒学之异的总结,对当今儒者辨别儒者差异也有启示意义,自然,朱熹在辨析佛教、儒学之异实践中所表现的对佛教的误读也是需要加以关注的。     

二程的佛教观及其思想史意义

程颢、程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存有论、道体观、伦理观和生死观等领域。二程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从儒家的立场看,有其合理性;从佛教的立场看,则表现为相当程度上的对佛教的误读。二程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含有极具启示价值的信息:第一,佛儒关系讨论旨.趣的转向;第二,偏颇的文化选择态度;第三,对佛教的自觉性误读;第四,对宋明理学中佛儒关系的初步预制。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及其检讨——兼论其对宋代新儒学的意义

胡宏对佛教的批判,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其对佛教的批判,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思想上的深刻性和态度上的理智性等特征.其对佛教教义的把握则表现出片面性、浅显性等不足.如此便使胡宏佛教现在整体上表现出以"偏见"代替"公平"、以"此论"消解"彼论"、以"形下"要求"形上"等特征.胡宏对佛教的批判,不仅务实了儒学的厚度,也为儒学发展开辟新途做出了贡献.     

张九成佛教观论析——兼论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及特点

该文以张九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为话源,指出张九成的佛教观具有双重性,即在言道方式、生活性情方面亲近佛教,而在心性、伦理方面排斥佛教。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张九成思想的归宿和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张九成的思想特色是“身佛心儒”而非“阳儒阴释”,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的程度和特质两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朱熹揆以常情的解经方法

在经典的理解与解释上,朱熹一向主张采用“揆以常情”的方法,以求理解与解释的最终结果合情合理,能最大限度地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有效性。就其经典解释实践看。朱熹在理解和解释经典文本的各种意义时,也总是自觉地把相关问题置于普遍人性的层面上予以考量,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理解与对人之常情的揆度结合起来。     

朱熹的自修原则新诠

“博约相济”、“积累渐进”、“日用切己”、“温故知新”请命题,是朱熹关于为学工夫的原则规定,它们历来受到朱熹教育思想研究者们的重视。然而,有关研究基本上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的。严格说来,这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人们未能全面把握朱熹的“学”概念的特定理论内涵。朱熹对于“学”概念的理解和运用,集中体现在下面一段话中:     

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从交游、禅法接受、以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等方面,对元稹进行考察,全面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元稹早在少年时期即已接触佛教,其交游之僧人以苦行习禅者为最多,所受禅法当为北宗禅;作为仕进之心强烈的文人,元稹的亲近禅法发生在贬谪之后,这使他对佛教人物及其教理的认识都带有实用、乃至偏离本义的特征;而对既往之事的悔悟,亦使他在佛理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王阳明早年“出入佛老”研究

“出入佛老”几乎是宋明哲学家必经的思想历程,也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围绕阳明心学发生史上“阳明洞修道”事件中的前知和内照光景问题,分析阳明“出入佛老”过程中所发生的从身到心、从术到道、从仙到佛,也就是从养生到境界的思想历程,揭示其哲学意义是使阳明由佛老虚无境界的精神体验出发走上在儒家日常的感情和伦理生活中实现超越的精神境界的道路,从而为他建立融合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心学理论准备了条件。     

李商隐与佛教

作为一位以言情著称的诗人,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李商隐向佛是一个随阅历渐丰、日趋沉溺的过程。他以自己苦难的经历,证悟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等佛教真谛;并以求心自处的禅宗“不二法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佛教观念极不彻底,他只看到了无常,执着于心,既未达到毕竟空,更未至非心非佛境地。     

王安石诗禅意三味论

王安石的诗往往体现出一种禅的况味和追慕禅宗的本心。由于不凡的经历和秉性,王诗或以峭拔凌厉的议政表现“在欲行禅”的人生信条,或以隐喻曲笔表现其难言的归隐之心。晚年写下的流丽清新、洁美如画的归居小诗,才最彻底、最真实、最畅意地表现了这位老居士对禅精湛的理解和对诗天才的运作。     

王维亦官亦隐的佛道依据

王维一直心存辞官归隐之心而终未归隐,这种矛盾的思想,可以从<维摩诘经>中找到答案.从俗谛的角度看,王维的处世之态是亦官亦隐.从佛教的角度看,王维的立场在生佛之间,既在生又在佛,既不在生又不在佛.这就是居士.王维视维摩诘居士为楷模,一生效法维摩诘.力图整合出家不出家的两条道路,整合出世入世思想,"在家而重出家之美,深其恼耳",这正是他的苦恼所在.王维一生都在寻找合理的人生,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精神的自我主宰,企图通过奉佛参禅寻求精神出路.这种苦闷、彷徨与探索,最终被他诗化了.     

梁启超思想的佛教精神

梁启超于佛教早有因缘,梁氏的思想也深染佛教的精神。作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佛教历史与典籍都有相当的研究。文章从佛教之信仰兼善非独善、广涉佛典愈治佛学史、兼摄佛学与西学互诠三个方面梳理梁启超对佛教的研究。     

赵朴初"人间佛教"与宗教和平思想略论

赵朴初作为一代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所倡导的宗教和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人间佛教"的思想观以及宗教和平思想,不仅将佛教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而且增进了人们对宗教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方向的认识。赵朴初的佛教文化思想观,有利于人们把握信仰、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学术之间互动与发展的积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