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史体系问题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世界史研究日益繁荣,其主要表现就是提出了三种新史观:"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和"文化史观".进入21世纪,国内学术界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构建科学合理的世界史新体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全面反思.第一,营造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让各种学术观点在争鸣中相互促进,不急于达成"共识",不追求建构全国统一的世界史体系范式;第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第三,继续对有关世界史体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全球史观与世界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全球化作为活生生的现实,已呈现在世人面前,反映这一现实思维的观念———全球史观也被有些学者提出。全球史观是研究历史的视角和方法,运用全球史观研究世界史应该在研究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重在“多样性”之间联系的研究,摒弃“一个中心观”,注重对“中心”的研究。     

一次研讨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学术盛会

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湖北省世界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4月6日至8日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从世界史观的角度,探讨并进一步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国内许多知名的世界史专家、学者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围绕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这一中心议题,追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展望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前景,高度评价吴于廑先生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现综述如下:     

一次研讨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学术盛会

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湖北省世界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与世界史观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4月6日至8日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从世界史观的角度,探讨并进一步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国内许多知名的世界史     

科学发展观与历史研究

本文从“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历史观”、“科学发展观与历史新构架”、“科学发展观加大历史研究之现实关切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发展观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认为“科学发展史观”是中国理论界充分总结以往种种历史观利弊并对过去的发展观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历史思考。用它来指导历史研究将会从更新、更科学的角度上去修正、丰富、并完善以往的研究体系并对当下的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吴于廑早期学术研究与后期世界史理论建设

作为建国以来构建世界史理论体系的新创者，吴于廑在其早期的学术研究也即硕博学位论文中所积累的学术知识，主要以中国史的领域为主，但却对其以后构建世界史理论体系产生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古今中外史家的世界史观方面的评价，在世界历史的分期方面以及对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与农耕关系方面产生的影响。     

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西方比较文学学者针对全球化语境对"世界文学"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弗朗哥·莫莱蒂的"世界文学体系"理论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但是在国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从文学史观、世界文学体系的定义、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三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并对前人的批评进行综述,具体概括其文学史观的进化论特征、世界文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和研究方法上的宏观和定量分析特点。     

吴于廑的世界史观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纪念吴于廑先生诞辰100周年：吴于廑先生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

2013年4月27日至28日,由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七届学术年会暨吴于廑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单位、出版社、杂志社等60多家单位1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珞珈,以史会友,以文论道,盛况空前。本次世界史研究论坛学术年会适逢吴于廑先生百年诞辰。吴于廑先生（1913～1993）被誉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1944和1946年,他先后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的邀请,吴先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回到祖国,从此扎根珞珈山,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和研究事业,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吴于廑先生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历史系系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当选武汉市、湖北省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吴于廑先生致力于探索我国世界史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相继发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系列文章,以恢弘的气势和富有哲理的论证,系统阐述了他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开拓世界史新视野的第一创举”。以此思想为指导,吴先生和齐世荣先生一起,共同主编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部国家级世界通史教材——《世界史》（六卷本）。该教材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经过数次改版,至今仍是我国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采用的权威教材。吴于廑先生的学术成就为世界所公认。他创立并提倡的新史观及其对世界史著作和研究体系的构想,博大恢弘,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体系,在国内外史学界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影响。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共提交学术论文86篇,其中探讨吴于廑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为23篇。因此,缅怀吴先生的学问人生,探讨吴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是本次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东北师范大学的朱寰、南开大学的王敦书、北京大学的马克矗、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等诸位先生均寄思于文,细数与吴先生相识、相交的记忆情景,感怀吴先生治学为人的崇高风范,深切地表达了对吴先生的怀念之情。在充分肯定吴于廑先生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学者们也指出,吴先生在具体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受时代和研究条件的局限,尚有不足;其整体世界史观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具体研究还有待拓展和深入。先生的踌躇之志表达的是一种学无止境的通观与豁达,更是对我等后进之学的殷切寄望!     

十丈龙孙绕凤池——谈世界史学科建设

世界史观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关系极为重要。没有科学的世界史观,很难进行根本上的世界史学科建设。这里所说的世界史观,是系统的、涉及全局的世界史观点,如吴于廑先生提出的由分散到整体、纵横交织以及游牧、农耕、工业世界的发展的观点,就是这样的世界史观。在老一辈史学家中间,吴于廑先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注重于理论问题的思考。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1984年我去云南大学时,在滇池风景区踏石阶而上,一个学生告诉我说,吴先生1982年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中就引用了山上的一幅名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我在这幅因风雨长期侵蚀而模糊不清的对联之前,停     

世界历史学科的“苏联体系”评述

在世界历史学领域,“苏联体系”公开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最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史体系的创建工作,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苏联世界史体系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因此,对苏联世界史体系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     

人性史观的解构与唯物史观的构筑

神道史观以“神”和“上帝”来解释人和历史,结果形成宗教神学的救赎历史观念;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现实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     

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

19世纪中国以来,西学东渐是一个事实,中国学人无法回避,而作为以为法律人,作者关注的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变迁历史。本文试图从四个部分来阐述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历史。第一个部分是解读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即近代中国的衰败是引发西学东渐的最大历史原因;第二部分是在中国衰败的大背景下,法律和法学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无论如何,总算逐渐兴起了;第三个部分则是在整个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的背景下,法律和法学的变迁发展;第四个部分则是分析当代法学界关于如何应对西学东渐问题中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华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华学的创立，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封建正统史观的影响，建立新的古史体系；有助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研究中国古代史；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中华史的研究     

试从《蒙田随笔全集》论蒙田的历史观

透过蒙田随笔中的历史倾向,我们可以发现支配他认识历史的历史观。在蒙田对非欧民族民俗的叙述中,他表现出一种积极的“非欧”文化历史观;在对政治事件的过程及政治人物命运的评述中,他流露出既尊崇道德而赞同君主制度,又赞同君主制度而反对基督教道德的开明君主政治史观;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他持相对主义观念思考历史,从而导向运动发展的历史观：一方面,他从心智出发,确定世界没有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他将历史奠基在观念上,他又内在地预见了另一种历史观,即运动发展的观念。此外,蒙田还重视充分发挥历史知识在教育上的作用和意义。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实现了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从整体角度对高师《世界古代史》教学的探索

在讲授高师《世界古代史》课程时 ,若能注重历史智慧的启迪功能 ,鉴古知今 ;并从世界史整体的角度综合概括世界古代史发展的历程、共性及其发展规律并比较分析古代各国各区域历史发展的差异、特色与个性 ,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从世界看辛亥革命

本文在传统视角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放眼全球,站在世界历史舞台的高度,从世纪 之交的历史事件、从东西方的比较等方面,对辛亥革命进行重新认识。辛亥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有重 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今天我们应该好好认识和研究。     

“差等”还是“齐一”——浅谈中国法律史研究资料之价值

自20世纪初期中国法律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以来,前辈学者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各类研究资料存在清晰的价值差等的共识.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出现将各类研究资料价值齐一化的倾向,可能会对法律史学一贯追求“求真”的研究目标产生妨碍.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研究者的后现代史观、单纯从问题入手找材料的问题意识以及过于求新猎奇的治学风气紧密相关.重提研究资料价值差等的“常识”,关键在于承认法律史学研究中正史、文集、回忆性文字等,应低于律例典章、地方法规、司法档案、案例汇编、家法族规、乡约行规、方志、契据家谱、政书、讼师秘本、日用类书等,应高于野史笔记、文学作品等.青年研究者应在此基础上,重视常见资料和实物资料,充分审视和灵活运用新资料.     

文艺复兴与历史哲学的兴起--兼论维柯革命性的开拓

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以及"地理大发现"导致人类观念的改变是历史哲学兴起的主要条件。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创立历史哲学,提出人类社会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能够认识历史的观念。该观念成为西方思想史的新转向,也是唯物史观思想来源之一。     

文化形态史观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在20世纪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以雷海宗为首的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