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书写——中国人理解海外社会的突破口

目前,中国学术界所能提供给大众的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本文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东南亚研究为例,结合自身的海外田野经验,说明中国学术界在海外社会知识生产上存在着区域不平衡、学科门类狭窄和缺少一手材料研究等问题.持续性地书写海外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应该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     

海外民族志:反思、对话与文化自觉

面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费孝通晚年重提开展海外民族志的重要性,并希望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拓展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边界。在全球化时代,海外民族志研究是一个以文化自觉为路径,在"各美其美"与本土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美人之美"与异文化对话来构建自身学术品格、拓展研究视界、并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局面的学术研究过程。唯有强调文化自觉,我们方能在经验与理论、全球化与本土化、自我与他者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拓展和推进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路径,从而有效理解并应对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民族志小说“写民族文化”的新探索——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中心

新世纪以来,一些小说以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学叙事,呈现了民族文化的知识谱系以及文化人类学内涵。小说与民族志的互文关联,为小说"写民族文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书写方式。在民族志知识性维度的制约下,这些小说,其文化立场是复杂的,它们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又提出现代性尚未完结的问题,并兼具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视野。     

中国人类学者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思考

人类学是源自西方凝视并表述他人社会的兴趣而产生的现代学术,为社会世界提供关于"我们"的认同资源.西方在用武力征服世界各地的时候,西方人类学在知识关系上以"自我-他者"的模式建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格局,参与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使世界在政治权力与价值上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在文化上形成对于"我们"的认同的一些僵硬框架.这既受到西方学界内部的批评,也不能为广大的非西方社会甘心接受.已经书写的文化应该被重新书写.来自非西方的眼睛看出不一样的东西,浸染着非西方的墨水写出不一样的文化,这是国际人类学界的期许.     

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九十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审美和田野关系纳入人类学学科的核心议题。     

后现代语境中的民族志生产:一个困惑的追求

本文立足于后现代语境,沿循历时性脉络,对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文本制作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论争进行了辨析。其内容包括传统民族志的"科学性"问题、"实验民族志"中的文学转向问题、传媒时代的民族志书写问题,并以此为学理依据和逻辑基础,对"后实验民族志"的描写范式进行了思考。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民族志生产永远是一个困惑的追求,或许,这正是民族志持续不衰的生命源泉。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

中国大陆海外民族志研究近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界对于中国海外民族志的发展历程未能仔细梳理,这制约了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本文对中国古代海外记述传统、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实地调查及其著作、中国人类学界海外研究的早期案例、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学者所作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以求勾勒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史的总体轮廓,说明每一时期海外民族志发展的特点及研究重点的变化,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     

近十年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哲学层面上的理论反思、实践意义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论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围上的视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方兴未艾.但同时也存在民族志书写“三化”、范式杂糅及根基不深等问题.因而,中国大陆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强民族志书写的标准意识、创新意识及应用意识,重视田野调查对于民族志书写的基础性作用.     

用民族志方法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的村落关于写文化的对话

这个对话围绕的主旨是如何在村落、如何在当下书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怀的民族志.这种民族志所要求的田野作业必须正视知识生产的在场,把乡村设定为村民、知识分子和国家发生持续互动的舞台.     

他者话语的反思：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海外藏人研究评析

“西藏问题”,尤其是中国海外藏人问题,是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关切的重要问题。自1959年西藏叛乱以后,中国海外藏人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备受关注,也成为欧美学者们竞相展开调查研究的重要领域,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涉及了国际关系、人口迁移、国际援助、难民政策、身份政治、文化传播等诸多领域。本文将在对大量欧美学者的相关专著与论文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厘清欧美学界海外藏人研究的基本特点,对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并重点分析了欧美学者对中国海外藏人社区的实地研究,指出许多研究过分服务于政治目的,或研究中情绪色彩过重,或关注点过于集中于中国海外藏人的处境状况。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应发挥本土优势,关注中国海外藏人生活境遇,将海外藏人研究与国内藏族研究相结合,构建起更加完整的藏族研究体系。     

超越“仪式”的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概述

合作是一种情景,它是21世纪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然而却需要所有的人类学学者的共同参与。通过阐述七种不同合作方式,强调人类学多层次合作的重要性,当然这并非是所有的合作方式,但也是当下人类学者合作形式很好的体现。如今,每一个研究者都认为自己在一个较为传统的学科中进行着独立的研究,但是会发现合作是这些研究中都有的独特性质,只不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研究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学科纪律将其分成了合作的小组。这也正是人类学向科学技术研究转变及自我充实的重要趋势。     

民族学视野中的海外华人--两岸三地民族学海外华人研究述评

明中叶以降,中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活动,这些移民在国外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海外华人族群.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在国外的发展.除了新加坡华人之外,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均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介绍了中国两岸三地民族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并从民族学的视角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与艾滋病传播——以中国大陆学界为中心

中国大陆学界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关于艾滋病传播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学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回顾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明确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以后艾滋病传播的深入研究起到积极意义。同时,对以后艾滋病传播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

医学人类学是采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对健康、疾病与治疗的相关认知与行为的研究,它还包括将人类学的知识用于解决健康、疾病与卫生保健相关的应用性工作。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大体有两端,一端侧重人类的生物性,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生物文化视角;另一端关注社会文化层面,形成了医学人类学的社会文化视角。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研究构成了医学人类学的主体。本文对社会文化视角的几种理论取向做了历时性梳理,并简要评述了国内相关的研究。     

对“中国民俗文化学”须要再认识——有关学科建设的思考

本文认为 ,当代的中国民俗文化学有许多特点和不可取代的学科优势 ,但在本学科领域内有许多人都处于知之不清、似知非知或只知其昔而不知其今的状态 ,其他社会各界更是如此 ,再加上追求“大、洋、玄、奇”的社会心态 ,使这一学科受到有意无意的排斥。因而提出要从学界自身开始从实求知 ,对中国民俗文化学再认识。     

学科范式转变中的"民俗志"——以《中国民俗文化志》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为例

自1950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出现了几次关于田野作业的大型讨论,2006年12月在京召开的"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便是其最新进展。主持人刘铁梁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民俗文化志》的首批成果,对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目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撰写当前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所期待的民俗志?"——做了回答。本文将《中国民俗文化志》所依赖的概念("标志性文化")与写作模式("标志性文化统领式")加以批评,重启它所蕴含的可能性,以促使当前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有关田野作业的讨论继续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要素分析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这一重要论断指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显化并增进中华民族内部的共同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从以往民族政策内容来看,各民族的共同性包含“两个共同”的共享利益、“三个离不开”的共生关系、“四个共同”的共有历史、“五个认同”的共享价值。四方面的共同性不仅揭示了各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内在关系,也在发挥着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凝聚民族团结关系、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和正确价值观念引导的重要功能。在未来民族工作中,要通过系牢各民族的利益纽带、命运纽带、记忆纽带和价值纽带,深化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共生关系、共有记忆和共享价值,以此不断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