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语言的结构

分析和研究政治语言的系统结构及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是研究政治语言的重要内容 ,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政治语言。政治语言结构是一种特殊的层级系统 ,其要素包括符号、符号系统、符码、文本、语境和话语。政治语言结构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 ,共同构成了政治语言的系统 ,并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政治意义 ,服务于政治活动     

认知模式下高层转喻对语言结构的影响

转喻是在同一认知模式中一个概念为另一概念提供认知操作过程。高层转喻直接利用类属认知模式映射而影响语言结构。高层情景转喻产生间接言语行为,高层命题转喻对语法结构产生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是语法转喻。通过对谓词、价扩展与压缩、间接言语行为及What构式的转喻解释等方面的讨论来分析其对语言结构的影响。     

作为修辞的历史——论渡也的咏史诗

从话语修辞的视角看,渡也的咏史诗可以分为三大类:转喻型咏史诗、隐喻型咏史诗和反讽型咏史诗。转喻型咏史诗可以分为深层隐喻性转喻型和表层隐喻性转喻型。前者是转喻在表层话语中占支配地位,深层原型与表层叙事形成了隐喻关系;后者是部分诗节或意象凸显出来,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与诗歌形成隐喻关系。隐喻型咏史诗包括比兴式隐喻型和拟人式隐喻型。反讽与隐喻话语都具有双重意义,但隐喻注重的是两层意义的统一,反讽看重的是双重意义之间的对立。渡也创造反讽诗歌的方式很多,有言语反讽、语调反讽、结构反讽和戏拟反讽等。诗歌修辞的目的在于意义建构,渡也以多种话语修辞创造了丰富的意义空间。     

影响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隐喻和转喻

依据当代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和转喻理论,以现代汉语中的多义词为研究对象,对现代汉语 中的双音节多义词义项间的关系作了细致分析,同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形成多义词 义项的心理因素,认为语言变异中的词义变异体现在现代汉语双音节多义词义项间的关系上 大致分为相似和相关,这两种关系主要是由人类的两种认知方式——隐喻和转喻造成的。     

从朱熹论“比”重新考察其赋比兴体系

长期以来,学者多热衷讨论兴,一般不重视比。实际上,比这个概念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本文从朱熹论比入手,厘清了比既不是比喻句,也不是全篇譬喻,甚至不完全是不说破。朱熹论比的本质在诗章的语脉,第一次将赋、比、兴三个概念放置在同等层次、同等标准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每章语脉的原则,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的关键不在直叙、兴起、不说破等概念,而在全章语脉的解读,它源自朱熹提出的诵其本文,见其语脉的阐释原则。本文在语脉说和赋比兴体系的基础上,解答了朱熹为何对结构看似相同的诗句有不同的标示、为何认为比有不说破和说破两种、《诗集传》又为何从未标过兴兼比与比而赋等问题。     

“整一性”的重复与逃逸——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两种结构

纵观现代主义及其以前的叙事文学,作品的结构无论是“隐喻”的纵聚合结构,还是“转喻”的横组合结构,都在空间或时间的线性发展层面保证故事的连贯性与整一性.《法国中尉的女人》在“转喻”的横组合结构下具有“隐喻”的纵聚合结构,但是这两种结构在各自方向的重复中,因为故意设置的叙事“链条”的断裂,逃逸了整一性与连贯性,彰显了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策略.     

论英语使役结构与“投射”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英语使役结构的相关研究以及"投射"理论.本文对"以施动者为中心"的英语使役结构与投射结构进行了辨析讨论.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两者紧密相连而又有相异之处.由情感使役动词(如frighten)、使役关系动词(如guarantee)、认知使役动词(如remind)体现过程的使役结构可包含事实嵌入投射或主从观点投射充当结构成分,但另一方面,这些类型的使役结构又与主从述说投射结构相区别;我们需根据"使因"成分以及结构所在的上下文对使役意义的表达做出正确判断.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     

从“耳”来看转喻和隐喻的相互关系

转喻和隐喻长久以来都只被人们看作是两种修辞方式,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才被上升到认知方式的高度,并被认为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二者在人类思维方式的形成以及概念化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近年来隐喻和转喻的相互关系引起了国内外认知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耳＂的语料出发,研究＂耳＂的相关语料所体现出来的隐喻和转喻的相互关系,证明隐喻和转喻之间存在一个模糊地带,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即转喻-隐喻连续体的存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转喻相比隐喻在人类的认知上更为基础。     

从认知的角度看“（在）N里”结构的变异运用

“(在 )N里”结构中加入地点名词表示处所。在言语交际中常出现这一类结构变异运用的情形。本文简要地分析此结构变异运用的分布情况、变异运用后语义的变化情况以及如何认知此类语言现象。     

从俄国形式主义看诗歌语言的“文学性”

以罗曼·雅克布森和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为首的俄国形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文论流派之一.受到索绪尔语言学新观点的影响,形式主义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本质是"文学性":通过对语言等"材料"和运作方式"陌生化"的技巧而实现的"文学性".试图通过对雅克布森和施克洛夫斯基语言观点和语言在文学,尤其在诗歌中的运作来分析俄国形式主义诗歌语言的"文学性".     

新“语义三角”——世界、认知和语言

作为研究自然语言的一种方法或学派的认知语言学把对人类的灵魂认知引入到了对语言的研究当中.它为研究语言提供了新的视角.因而,可从认知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世界、认知和语言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人类通过认知了解世界,创造语言来表达世界;其中认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语言的发展又促进了认知的发展等等.作为认知重要手段的隐喻起着沟通认知与世界、认知与语言之间的桥梁作用.这对于人们更深入地研究语言的本质,更合理地解释语言现象,更有效地理解并正确使用语言大有裨益.     

修辞视角下的语言创新性

语言的创新性,指的是语言使用者产生和理解无穷多句子的创造性能力.这种创造性能力有两种:一种是规则制约的,即运用语法规则创造从未被人们使用过的新的语言表达形式;另一种是修辞语言的创造力,即将已有的语言单位按照认知规律用于新的情景,是对语法规则的有意偏离.所以,语言的创新与修辞是紧密相关的.基于此,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出发,以拟声、谐音、仿拟、借代和隐喻等辞格为例,探讨语言使用者如何通过运用修辞手段创新语言的问题.     

论濒危语言结构系统的变化特点——南部土家语结构异变分析

语言濒危主要由语言交际功能退化而导致,但是在濒危过程中语言结构的变化不可避免。一般来说,濒危速度越快的语言其结构系统的变化越小;濒危速度越是缓慢而漫长的语言,结构系统的变化越大越复杂。像土家语这样受到汉语长期而深刻(密切)影响逐步趋于濒危的语言,我们从语音、词汇、语法几方面来观察语言接触对其结构结构的影响,可以看出语言在逐渐衰微过程中的一些特殊变化,看出濒危语言结构系统衰变的一些共同规律。南部土家语结构系统的变化全面而深刻,最终可能变得面目全非,成为语言质变的一种类型的代表。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修辞哲学意蕴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是其后期哲学思想的精华,他从日常语言人手对语言意义作出经典阐释,不仅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观,而且对修辞学的哲学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中对意义使用的语境、目的与规则以及生活形式概念的阐释无不蕴涵着修辞哲学思想,对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贡献.从分析“语言游戏”三个特征出发,进而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上论述了“语言游戏”所蕴涵的修辞哲学思想.     

公共概念“气”：语义链“转喻+隐喻”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气”孳乳新义或新词的方式：内部引申产生新义;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除“上位-下位”“整体-部分”“个体-集群”三组常规转喻外,“气”词语语义之间还存在“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三组对立转喻,这是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之气孕育人之气,故以自然之“气”转喻人之“气”;人之气孕育文之气,故以人之“气”转喻文之“气”。同时,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故以自然之“气”隐喻人之“气”;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故以人之“气”隐喻文之“气”。如此人之“气”语义链和文之“气”语义链都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叠加的结果,其转喻和隐喻认知都是“自然·人·文”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     

论莎士比亚语言结构的创新风格

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是语言大师,在语言结构的创新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本文对莎士比亚语言结构的创新风格从词语与语法这两个层面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够挖掘出莎士比亚在语言结构的创新方面的精华来进行学习。     

论语义衍生中的隐喻和转喻

传统的语义理论多从语言结构本身和社会历史的角度讨论词汇意义的扩展,本文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论证说明词汇意义的发展变化是在认知的基础上通过隐喻、转喻而形成的,通过隐喻和转喻讨论语义变化的内在机制。同时本文探讨了其对于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总体符号学的双重维度：#br# 从瘟疫的命名和修辞出发#br#

总体符号学作为西比奥克提出的符号学构想,兼有总体性与全球性的面向,研究对象包含生命符号域内的所有符号,而对瘟疫之症状的命名、修辞与书写的研究,正属这一范畴。瘟疫在词源学上被“污染”影射,亦是“罪”之隐喻,透过与地域和人群的转喻性联接,在语义上成为被“区隔”的意指。然而,随着现代医学命名方式的发展,瘟疫的命名与书写已经被置放在包含了微生物在内的、总体的和全球的生命网络之中被重新思考,瘟疫之表征的意义生产,也由此跳脱宗教话语的隐喻,值得在伦理符号学的框架中被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