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赋管窥

一界说本文之所谓“战国赋”,乃专指荀、宋赋而言,故于“楚辞”则略而不论。其所以如此的缘故,则并非出于叙次方便的考虑,只是为了更加科学地分类起见。因为在我看来:辞与赋,其源流不同、体裁殊异、称赋的原因也迥然不侔。关于这一点,我在“辞赋考辨”一文中业已证明,但还有些未尽之意,须在此再为补苴先说辞与赋的混淆:关于辞赋之混淆,一般人认为始于汉初,其实不然,从“辞赋考辨”所引“龙蛇歌”、“魏文侯赋”看,春秋时便已开始混辞为赋了。但如果说这些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和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     

扬雄赋论中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从王世贞对扬雄赋论的“误”引看明中期的赋学复古

王世贞引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为“诗人之赋典以则”,明代以来都没有得到注意。实际上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改动,代表着王世贞与扬雄截然不同的辞赋观,也反映了明代中期辞赋领域的一场复古运动。而通过对“典”的独特的学术内涵的解析,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这场复古运动的本质：一方面是古典的经学精神对当代轻浮淫靡文风的反哺,一方面又是朝廷吏治精神在文学界的延伸。而在赋学领域,“典”与“丽”的交错有着清晰的演进历程,反映了两种文化精神的平衡和较量。     

扬雄辞赋观简论

本文通过对扬雄好赋与悔赋的探讨,认为雄之好赋出于其对丽辞的重视和讽谏功用的强调:而其悔赋亦非否定辞丽,而是出于他对赋劝而不止和赋家类俳的感语。其辞赋观表现了扬雄重丽主用的文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与发展意识

征圣和宗经是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之基石。扬雄的文学批评观包含三组对偶范畴:事理与文辞、温润与深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宗经是征圣的必然要求。事理与文辞可以统一而且在圣人们的经书中实现了统一。温润与深沉可以统一而且它们业已成为经书文本的质地特征。诗人与辞人是两类迥然有别的作家类型,其人格特征在辞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辞人之赋是对经书的背离,故而必须摈弃。诗人之赋是对经书的拓展,故而应该继承。在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中存在三条发展变化的曲线:其一是从童子到壮夫的变化曲线,其二是从辞赋到学术的变化曲线,其三是宗经与崇道交互运动的螺旋式上升的曲线。扬雄文学批评观的三条曲线端呈出他谋求发展的雄心,而扬雄最终成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汉赋两题

释汉赋兴盛的原因“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上的两汉时期,是赋的兴盛时期。刘勰就西汉主要赋家论述辞赋兴盛的总势时这样说: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篇。大抵说来,西汉初叶,辞赋即呈现出勃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刘勰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读《文心雕龙·知音》

《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是讨论文学批评问题的专篇。它论述的究竟是文学批评的什么问题,或者说,它论述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很少有人深究。即使有一些看法,也是说法不一。比如,《知音》中提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有人说,这是刘勰提出的六条文学批评标准(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如是说);有人认为这不是批评标准,因为它不是“评价和衡量文学作品思想内容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董治安一《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西汉后期赋坛的大家。他四十三、四岁（成帝元延年间）之前，专注于铺张扬厉之赋的创作；而五十多岁（哀帝建平年间）以后，有感于大赋之“劝而不止”，“又颇似倡优”，于是“...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赋”体名流辨析

“赋”字的本义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赋”、“楚辞”、“辞赋”等的称呼,一直比较混乱,说法不一。“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它们的源流究竟如何?我们认为,“辞”源于诗,而后又演变成为“赋”,它应是一种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借鉴和继承关系。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略论汉大赋的泯灭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两汉是一个不大光彩的时代。四百年间,除司马迁等有限的几位文学巨子以及呻吟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敢于喊出自己的心声外,绝大多数文士所致力创作的都是专一趋奉帝王的大赋。尤其自武帝加紧思想文化统治以后,“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竟爽,而吟咏靡闻”。不仅皇帝的文学侍从“朝夕论思,日月纳献”,就是公卿大夫也苦心撰述,“时时间进”。班固在《两都赋》的序里说:“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张衡在《贡举疏》里讲: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     

曹植重视民间文学观念管窥

曹植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活动中,也展开了积极的文学批评,提出了相关的论文主张,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因为曹植曾经说过“辞赋小道”而认为曹植对文学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这种观点与曹植在创作上的成绩相矛盾。事实上,曹植重视文学,尤其对民问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