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明代的《楚辞》注本概说

文章首先对《楚辞》注本作了界定和选择 ,然后结合时代特点和训诂学的特点 ,对汉至明代的《楚辞》注释情况作了概要的描述     

论先唐所传王逸《楚辞》著作之名实为《楚辞注》 ——兼谈其传播时间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较早提出王逸撰《楚辞章句》的说法,此后学者撰述引用而无疑.但《隋志》等目录并未见"王逸《楚辞章句》"之所载;而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称引《楚辞》时也无一例外皆不见称引王逸《楚辞章句》.而据李善《文选注》以及其同时代人著作来看,其所称引皆谓"王逸《楚辞注》"而已.且据《文选注》称引其它《章句》如薛君《韩诗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著,以及其言《章句》与"王逸《楚辞注》"等并列而皆不言《楚辞章句》等作法来看,李善等所见王逸《楚辞》著作之书名实为《楚辞注》而非《楚辞章句》.且其著述始为人知当大致在范晔之世,而其初步与广泛流传则当裴骃与顾野王之时,至于唐初方取得权威之地位.     

屈平词赋悬日月——从王逸《楚辞章句序》观其文学批评思想

《楚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诗歌作品集,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当属东汉末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它的诠释视角广阔,涉及经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视野。本文从作品本身出发,兼及《楚辞章句序》的审美批评观,对王逸的文学批评思想作一剖析。     

洪兴祖《楚辞补注》体例说略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继王逸《楚辞章句》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学著作,它汲取和保存了王逸之 后宋以前楚辞研究的主要成果,在内容和注释体例方面均有不少独到之处,在楚辞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 价值。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五种

陈仁锡选评《古文奇赏.屈子》、闵齐伋校刊《楚辞》、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沈云翔辑评《楚辞集注评林》等,是明代中后期刊行的重要的《楚辞》评点本。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发现:诸本评点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明代名家评点被逐渐增入,与之相适应,之前《楚辞》评点中"注"的成分被逐渐消解,文学品评的色彩逐渐增强;各本与之前诸评点本间,呈现出因袭与变异两种趋势,而后者则有助于《楚辞》文学评点的成立。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

《楚辞》在韩国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时文人所广泛传诵。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韩国古代文人不仅借诵读《楚辞》来抒发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还将屈原的精神与楚辞的形式、风格融入诗歌创作之中。此外,韩国古代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考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主要有《楚辞》旧注本与新注本两类。具体来看,则又有旧注增益本、旧注删节本、旧注融合本与新旧融合本之别。这种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主要归因于当时时代背景、学术风尚的影响,以及刊刻者价值观念、崇尚喜好的定位等。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与评点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不同的阅读需求。     

戴震《屈原赋注》与王逸古注异同

戴震《屈原赋注》和王逸《楚辞章句》都体现出对屈原的推崇,但对屈原作品的看法与解释则是异同互见。注释尚简是两者的共同追求。王逸的《楚辞》注释略微复杂,一方面注者有时引经据典,或对原文作引申阐发;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对本文字词进行疏通,但仍以简明为主。戴震对于训诂的主张是贵精不贵博,解释时往往不考证。将屈原作品"经化"也是两位注家的相同之处,但程度不同。王逸的解释其经学意味更浓。解释范围方面,两部注解也有出入。在解释方式和方法上,戴震的注解体现出新的特点,如方式上主张根据对象不同的文体而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上有因声求义、"在楚言楚"等。戴震对训诂有理论探讨,因此其训诂实践更富于自觉性。     

《楚辞》校证(二十一则)

利用《楚辞》文本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相关传统文献以及充分吸收前儒时贤的研究成果。可以对今本《楚辞》的部分文本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也能对一些重要的《楚辞》学术史内容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认识。     

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双音词

在汉语史研究中，注释语言因其特殊的功能和性质而越来越受关注。作为注释语言，首先要求它能被同时代的人读懂，因而与各类文献典籍语言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注释语言是最接近当时语言的真实面貌的。其次文献典籍中需要作注的往往是那些在当时已较难理解的词，因此我们在注释语言与被注语言的比较中往往可以窥见语言变化的脉络。成书于东汉中叶的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楚辞》注本中最古的一部，同时也是今天可以见到的最完整而且时代最早的章句体训诂著作。它总体上由三个板块构成，即解题、分章析句和后叙。解题部分文词简练，内…     

《楚辞》校证(十五则)

今本《楚辞》所载作品多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修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及利用新出土文献材料进行校勘,将有益于该类作品的进一步校理.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三种

评点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明代是评点发展中的勃兴与繁盛时期,而明代天启以后则是明代《楚辞》评点的繁盛期。通过叙论表明,这一时期的张凤翼《楚辞合纂》、潘三槐注《屈子》和黄廷鹄评注《诗冶》之《楚辞》,体现了明代天启以后《楚辞》评点多元化的色彩,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文本价值,而且也反映了其时《楚辞》评点著作相互影响的大致情况。     

《楚辞》校证（三十五则）

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他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同时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论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的成书与体例

在楚辞学史上,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楚辞》注本。目前,学术界并未对胡濬源的生平履历、《楚辞新注求确》的成书过程与著述体例作全面的专题论述。笔者考证,胡濬源生于乾隆十三年(1748),卒于道光四年(1824),享年77岁。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年胡濬源69岁。该书版本主要有国家图书馆藏的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长沙务本堂刊本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的和刻本。日本和刻本存在不少错误,其价值实不如国内藏本。《楚辞新注求确》在篇目次第、笺注编纂等方面自成体例,均融入了胡濬源本人的编著理念和学术风格。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九歌》、《九章》校证（二十八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九歌》、《九章》校证（十七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

屈复《楚辞新注》以其鲜明的注疏特色,在清代诸家楚辞注本中显得不落窠臼而独树一帜.《楚辞新注》有着"知人论世"的注疏特色,在正文注疏楚辞之前,编选有关屈原生平际遇和思想的三段文献材料,还原再现屈原的创作视域和原意,使得读者在初读《楚辞》之前,对于屈原和他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有所了解和认识,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批评导向和情感基调.同时,《楚辞新注》又有着"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它对于楚辞字词、名物等的注解,往往简明概要,并不深究、不做繁复枯燥的整理工作,更不以此为注疏的重点;对于文句的注解,往往能贯穿上下文,将文本浓缩、拈定至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如线贯穿,以此诠释和探析《楚辞》篇章结构之精妙、立意之精深,做到提纲挈领、微旨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