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兼论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哲学“大知识论”

我们称中国文化各家各派之共识为中华共识,如太一、太极、太和等,均是中华共识;大知、大仁、大勇等,也是中华共识。辨明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在学术及新文化构建上具有重要意义:儒、释、道诸家只有术不同,而没有道不同;应对西方文化之知识论的挑战,我们最好以各家共有之大知与大知识论为武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大知识论,它以不追求纯粹知识、不追求为知识而知识为根本目标。大知与大知识论之作为中华共识,乃是中国哲学家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     

贾谊《论积貯疏》注译

[原文]:筦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     

诵其诗如见其人——浅谈山谷的人品与诗品

山谷其人,僧人惠洪曾概括说:“盖九州以醉眼,而其气如神,藻万物以妙语,而应手生春。排黄龙之三关,则凡圣之情,不敢呵止;竖宝觉之拳,则背触之意,不立鲜陈。世波虽怒,而难移砥柱之操;诗名虽富,不救卓锥之贫。情如维摩诘,而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头璨,而著折角之幅巾。岂平章佛法之宰相,乃檀越丛林之韵人也耶！”     

《韩非子》故事释评(续完)

(二十)一片树叶的启示 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①,三年而成。丰杀茎柯②,毫芒颜泽⑨,乱④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禄于宋邦。列子⑤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⑥,而载⑦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⑧,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⑨;丰年大禾,臧获⑩不能恶     

剑的母题原型与神物幻想

剑崇拜是中国古代兵器崇拜之一。在《列子·汤问篇》曾有这样的传说,孔周自称他有三剑:“一曰含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其所触也,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所触也,窃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疾也;三日宵练,方昼见影而不见光,方夜见光而不见形,其触物也,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宝剑共同的特征是给人视之若无的视觉效果,以及斩物若无物的锋利程度。接着又说西戎曾献锟之剑给周穆王,剑长一尺八寸,“练纲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尸子》也说“昆吾之剑可切玉”;刘向《说苑·指武》更记载:     

一条久不为人注意的义项——谈《孙子》“计”字的不寻常用例

《孙子》有这样两个句段: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重点号引者加)——《孙子·计》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孙子·虚实》     

道器之辨的逻辑发展

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史长期讨论的话题;道器之辨经历了道器本末未定论、道本器末论、器本道末论三个发展阶段;道本论强调要"以道御器",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而器本论者认为道器不相分离,无形之道不能脱离有形之气。     

牟宗三与“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将中国哲学定位为"生命的学问",以对比于西方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西方哲学重客体性;而中国哲学之中,儒家特别注重"内在道德性"。傅伟勋也同意"中国文化是以生命的学问为主"之说法,但另外提出"学问的生命"之说,以期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然而吊诡的是,牟宗三的一生所为,主要是哲学思辨的工作,属于傅伟勋所说的"学问的生命"。对于这种生命的吊诡,牟宗三有所自觉,而强调:哲学思辨虽是耗损生命之事,但却是社会与时代所需要的。     

加里·斯奈德诗歌之“不隔”

中西诗学相互参照与印证,学界多以西方文学理论观照中国文学作品,从中国文学理论视角解读西方文学作品范例较少。如以王国维诗学理论之“不隔”说,考察美国深层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的诗歌美学追求,应有一定学术创见。基于中国禅宗与道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斯奈德多部诗集中充分呈现出“不隔”的独特美学特征,其众多诗作意境悠远,充满生趣,简洁美好,语语如在目前。具体而言,斯奈德诗歌的“不隔”亦可分为“景”之不隔,“情”之不隔,以及由此融会而成的“意境”之不隔。     

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及其现代渡越——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

仁政正义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正义理念,有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以之审视当代中国城市政府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法规,不难发现存在如下的非正义：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性而城市政府以“农”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性而城市政府以“贱”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性而城市政府以“拒”待之。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惠及全体,不舍弃、不轻贱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任何人。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仁政正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应向现代转型与渡越。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政府来说,其正义性的突出要求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