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殖民视角对比研究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

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将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译本的进行了对比研究。理雅各译文的启示在于：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译本不一定是反殖民的翻译,它很可能是殖民主义者制造东方主义形象的手段;而辜鸿铭译文的启示在于：归化、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的译本并不一定是殖民主义或者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与之相反的是,它可以成为向殖民主义者...     

从译本形成过程看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适应与选择

理雅各英译中国典籍在翻译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是理雅各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准确把握目标读者、取舍翻译原则和方法的结果。从译前、译中到译后,翻译活动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对理雅各译本形成过程的分析说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注重考量和协调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影响因素,并与之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理雅各五卷本《中国经典》,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既非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的"东方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更深沉的跨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关怀.     

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述评

理雅各对《易经》的翻译及其研究问世以来便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有着多方面的启示。理氏《易经》英译本主要包括理氏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英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之动机、英译《易经》的底本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关于理氏《易经》英译的评析、理氏《易经》英译本的体例、译本特点,旨在探析其易学思想。     

文化互动与译者身份建构——以理雅各《中庸》英译本为例

文化是主体身份的内在规约性,主体可以通过与文化的互动建构自己的身份。理雅各通过各种方法建立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之间的联系,用基督教义来阐释、充实、拓展甚至代替儒家思想。理雅各英译《中庸》的目的是汲取儒家思想,以便更好地为传教服务;而当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矛盾时,他会放弃儒家思想而坚持基督教义。文化在理雅各的翻译中无处不在,正是在文化冲突、文化协调、文化顺应与文化互鉴的翻译中,理雅各建构了自己的多种身份,推动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的互动与交流。中西文化差异悬殊,唯有相互比照,文明互鉴,才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文化交流需要妥善处理文化因素,化冲突为合作,为文化互鉴寻找对话的舞台,帮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     

《孝经》初探——以《孝经刊误》为参照

由于没有足够清楚地阐明"体用"之"体"和"本体论/存在论"之"体"之间的区别,更由于没有意识到用前者解释古代思想这种做法的局限,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往往处于一种欲有所言,却又不能令人信服的尴尬局面,这种局面固然是由于没有在现代语境下足够清楚地表明中西之别,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宋明以来的哲学话语的影响。本文拟以对孝的现象的解释为突破口,穿插以与朱子《孝经刊误》的比较和对它的批评,从一个侧面表明古代的生活世界与关于本原和主体的通行解释框架有不可融洽之处,而是自有它的一套理路。     

从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看文化的互动与冲击

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学者。他运用了大量基督教的概念与术语来翻译中国古籍,与《圣经》的汉译事业互相呼应,互相阐释,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同时,保持着自己的阅读立场和距离,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经典的思想内容,凸显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他开创了跨文化的翻译和理解中国经典的先河,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互动和冲击的典型案例。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从目的论视角管窥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基于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理雅各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为了襄助其传教事业,理雅各采取了归化的译法来翻译某些蕴涵中国神秘文化的词,体现出了他的宗教融合倾向,同时,当某些中国神秘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化意象时,他又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划清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界限。     

从理雅各《尚书》译本看经典复译问题

理雅各《尚书》译本问世至今一直被奉为儒经翻译“标准译本”,然而我们仍可从中找到不少“遗憾”：有理解方面的,也有表达方面的,有拼写或文献标注方面的,也有结论方面的。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金无足赤,译无定译,经典永远呼唤新译本。经典复译不仅必要,而且有一些原则需要遵守。理氏《尚书》译本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信”为本,调和“显化”和“异化”,拒绝过度“归化”,实行“合作共享”。     

简论唐玄宗注《孝经》训诂特色

唐玄宗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同时也致力于国学典籍的研读。玄宗亲笔注《孝经》,不仅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学术进程。通过对唐玄宗训诂用语整理和分析,归纳出玄宗注《孝经》的训诂特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唐朝的训诂风貌。     

《孝经》成书说述论

《孝经》的产生年代及作者问题，自汉代起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先后提出了八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本文汇集八家观点，从文献材料出发并结合有关社会背景加以比较分析，力图揭示《孝经》一书的作者及产生年代，还这部典籍一个较为真实的面目。     

关于理雅各英译中国古经的研究综述--兼论跨学科研究翻译的必要性

英国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率先系统地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的主体部分,其人其书长期以来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宗教哲学学者与语言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本文通过综述学者对理雅各译本的研究状况,提出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尽管各见所长,也分别受到学科自身的限制.不少历史学者以及宗教哲学学者因受外语的限制而未能深入分析译出语或译入语内在的机制,也未能并构架出分析译文语言风格的完整理论体系;语言学者则因背景知识和原始资料的缺乏以及运用纯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而未能深入分析历史背景或哲学理念对翻译的具体影响.因此,文章呼吁翻译研究应借鉴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从言语行为理论看理雅各《道德经》的英译及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道德经》饱含智慧之言,探讨了宇宙之道、生命之道和社会之道。在《道德经》这部经典著作最初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理雅各功不可没。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建构翻译实践行为理论,探讨理雅各《道德经》英译的历程,揭示这部道教经典作品的翻译之道及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     

注释与源语文化的异域重构——以理雅各《论语》英译本为例

翻译的重要使命是传播文化,而注释是翻译的重要一环.理雅各在翻译《论语》时,用注释把源文、译者、译文和读者连接起来,使译文成为一个具有可译性、意图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的完整统一的文化网络系统.这一探索对中华典籍英译颇有启示:利用注释,把零碎的、分散的、断裂的文化知识织成一张巨大的文化之网,有助于在译入语中构建源语文化,让读者充分领略文化的魅力,也有利于在文化互建、文化互助、文化互照、多元共存的国际交流中建构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论语》的翻译策略研究——择理雅各与辜鸿铭两译本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石之作,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在对经典的传承与发展中,语际翻译至关重要。在全球对“生态”越来越重视的背景之下,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三维”转换方法是生态翻译学中的研究焦点,即可通过语言维、文化维以及交际维,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两个英译本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并比较两位译者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双语能力和翻译目的等,提出二者在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宋代《孝经》学研究初探

宋代《孝经》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对《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进行了一些考订,古文《孝经》学研究有所进展,一些学者对《孝经》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研究对明清的《孝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     

理雅各、卫礼贤／贝恩斯《周易》译本比较

<周易>理雅各译本和卫礼贤/贝恩斯译本是<周易>重要的英译本.这两个迥然各异的译本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译者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出于各自的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采用了不同的解经角度和译文体例,从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译文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