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英译版本比较

文章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对《孝经》的四个英译版本,即理雅各、裨治文、程艾凡以及刘瑞祥与林之鹤的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由于四位译者各自的翻译目标、译文读者不尽相同,四个译本在专有名词注释、词汇选择、句子结构、句意传达等方面也有不同。文章认为理雅各的译文采用的是文献型翻译策略,而其他三个译本则采用的是工具型翻译策略。     

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有可能从安乐哲译本中寻求到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试析理雅各《太上感应篇》英译

理雅各视中国文化为传教士在中国阐释基督教信仰必不可少的资源,为有效促成自己及同事们的传教事业的顺利进行,理雅各翻译了《太上感应篇》这部道教典籍。受制于该典籍本身的哲学文本性质,翻译时理雅各遵循了语义翻译的原则,兼顾了译本的＂学术性＂和＂通俗性＂。＂直译加注＂成了他英译该经籍的主流翻译方法,较好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传播。     

从译本形成过程看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适应与选择

理雅各英译中国典籍在翻译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是理雅各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准确把握目标读者、取舍翻译原则和方法的结果。从译前、译中到译后,翻译活动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对理雅各译本形成过程的分析说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注重考量和协调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影响因素,并与之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理雅各《孟子》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理雅各英译《孟子》是儒学经典《孟子》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里雅各英译《孟子》,不仅是自身能力和兴趣选择的结果,而且也迎合了其传教的使命。译本的成功体现了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做出了最佳的适应与选择。     

从后殖民视角对比研究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

本文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将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译本的进行了对比研究。理雅各译文的启示在于：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译本不一定是反殖民的翻译,它很可能是殖民主义者制造东方主义形象的手段;而辜鸿铭译文的启示在于：归化、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的译本并不一定是殖民主义或者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与之相反的是,它可以成为向殖民主义者...     

《诗经》两个英译本的比较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已被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众多的英译本各具特色。其中,理雅各和许渊冲这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国籍、身份和经历都不尽相同,并且由于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译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重点从四个方面讨论理雅各和许渊冲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     

论庞德翻译的《论语》——兼与理雅各比较

比较庞德与理雅各对《论语》的不同翻译,可知庞译《论语》有用拆字法翻译中国汉字、提供多种译文和创造性的翻译等特点;从翻译即改写的角度可探讨该特色的原由;并且,从庞德《诗章》中的《论语》思想可见庞译《论语》的影响及地位。     

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述评

理雅各对《易经》的翻译及其研究问世以来便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有着多方面的启示。理氏《易经》英译本主要包括理氏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英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之动机、英译《易经》的底本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关于理氏《易经》英译的评析、理氏《易经》英译本的体例、译本特点,旨在探析其易学思想。     

从目的论视角管窥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基于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研究案例,分析了理雅各对中国神秘文化的译介。为了襄助其传教事业,理雅各采取了归化的译法来翻译某些蕴涵中国神秘文化的词,体现出了他的宗教融合倾向,同时,当某些中国神秘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类似的文化意象时,他又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划清中国宗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界限。     

从言语行为理论看理雅各《道德经》的英译及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道德经》饱含智慧之言,探讨了宇宙之道、生命之道和社会之道。在《道德经》这部经典著作最初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理雅各功不可没。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建构翻译实践行为理论,探讨理雅各《道德经》英译的历程,揭示这部道教经典作品的翻译之道及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     

《论语》理译本成功背后权力的介入

顺应翻译学的权力转向,文章探讨《论语》理雅各译本成功的原因。该译本一经面世就赢得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这是由于理译本分别符合了西方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汉学家这三类主要读者的阅读要求,这三类读者分别代表了三大权力：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些权力对译者的操纵在译文中也有所体现。从《论语》理雅各英译本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关系和权力机构是怎样操控翻译事件的。     

译者主观能动性——论《论语》译本文化因素的处理

《论语》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论语》译本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1893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中第一卷的《论语》,另一个争议大但有影响力的是中国清末民初辜鸿铭的《论语》的英译本。应用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研究两者在文化词语上不同的策略选择,以揭示中国古代文献的翻译规律。     

刘宓庆翻译美学视域下的《中庸》翻译——基于语句层面

文章以理雅各1885年《中庸》英译本和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以刘宓庆先生的翻译关学理论为指导,从翻译审美再现的五大基本要求视角从语句层面对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再现两位译者翻译时所面临的困境,指出其中的瑕疵,为未来译者翻译出更美的《中庸》译本提供参考.     

析《左传》英译的失与误

通过对理雅各和胡志挥的《左传》两英译本的比较,分析了由于判断错误引起的错译、因词汇空缺导致的欠额翻译、文化对比所引起的结构差异以及由于译者的疏忽而致的错译和漏译。     

论阿瑟·韦利《诗经》翻译中的人类学探索

在西方,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在《诗经》的7个英语全译本中,是视野较为独特而影响较大的,在世界上几乎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译本齐名,在我国翻译界也被誉为《诗经》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韦利的独到之处,在于其在翻译过程中广泛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视角,故诸多译文读起来颇有新意。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使得他对部分诗篇内容过于穿凿,致使不少译文出现了失误。这种现象很有翻译学意义。     

目的决定策略——目的论视角的《关雎》英译本研究

目的论是研究翻译的崭新视角,目的论学者认为翻译目的对翻译行为有决定作用。本文从目的论角度研究《诗经.关雎》四种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说明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理雅各的道德传教目的、阿连壁凸显西方诗学的目的、庞德建立意象主义诗学的目的、许渊冲的＂意美、形美、音美＂目的对各自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作用。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