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我国的法制建设

我国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之中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们对法的认识程度加深。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作为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行为模式的标准逐渐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主要方式,主要用道德和其他方式来维系社会存在的方式将让位于法律。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以及依法治国与法治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要正确的理解依法治国,必须消除对法律的机械认识和现实与传统相互脱离的状况。唯有如此,我们的法制才能取得进展。     

基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

我国法社会学研究范式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统一,甚至存在争议,这不仅不利于法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法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作者认为,我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应立足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以功能主义为指引,重在解释我国法律在现实运行中是如何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从而对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出准确的预判或纠偏.     

法律与社会：在相互变革和催动中各臻成熟

法律与社会：在相互变革和催动中各臻成熟刘进田（西北政法学院哲学与企业文化教研室西安７１００６３）无论从应然性还是实然性言，中国现阶段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都处于萌朕之际的不成熟状态。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现实运行和社会功能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和市场发展的要求；...     

论法律思想的中国化——以思想和现实社会的矛盾为视角

中国现实社会的矛盾是什么?如何化解现实的社会矛盾?如何评判中国现实社会?我们以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法律建构?法学家应否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中国法学应对这些问题作出独立自主的回答。一、中国法律思想的现状:不关注现实法学的基本任务何为?法学的基本任务是     

政党社会规范:内涵、形式与价值

政党社会规范主要包括政治惯例与习俗、政治契约与政治默许、政治伦理三种形式.政党社会规范与政党法律规范、政党内部规范具有不同的形式特点、效力范围与实现方式.政党社会规范主要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其核心价值.从功能看,政党社会规范是政党法律规范与内部规范的重要历史来源与现实基础;现实政党政治秩序的维护与构建,单纯依靠法律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规范来维系;而且,政党社会规范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事关政党政治的合法性.     

当前中国的法律信任及其养成

法治的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信任和信仰。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必将减损他们对法律的信仰。无法律信任,就无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法律信任比法律信仰是一个更现实的社会问题。传统中国的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烙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而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部分问题,也影响了人们的法律信任。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实施、法律宣传推动法律信任的养成。     

中国法律传统与现行法律建设

在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比较中,法律传统的差异格外引人注目。西方理论家对法学的深入探讨、精辟论述,西方人强烈的法律意识,正是中国社会的巨大缺陷。这一缺陷造就了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也造成了现实中人们法律意识薄弱的种种弊端。正因如此,人们对法律传统的批判格外激烈。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文化传统中的糟粕。在现行的法制建设中,必须彻底否定之。这种观点     

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法律化探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相为表里,甚至融为一体。在今人看来纯属道德范畴的事情,恰恰正是传统法律重点制约规范的对象。加强对传统社会中道德法律化的研究,特别是对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历史演变及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客观评价传统法律体系的历史作用及对现实的影响。     

城市化与现代法治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市化和法制现代化都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传统社会的法律转向现代社会的法律,从乡村社会的法律转向都市社会的法律。城市生存方式具有集中性、流动性、专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都市社会的法律亦即现代社会的法律得以产生。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城市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现代法治在中国的实现也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看伊斯兰法文化对回族的影响

宗教曾经是古代社会长期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和表征文化的外在形式.在伊斯兰教的构成体系中,教法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展现出广泛的社会整合与协调作用.伊斯兰法文化对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回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法文化通过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对回族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行为等方面产生了直接影响,成为回族穆斯林社会活动的一种内控性生活秩序,并构成多元格局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论中国传统法律事实认定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趋向

中国传统法律事实认定中强调"理无可疑"的方式与近代西方以来所流行的自由心证方式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但是中国传统法官在法律事实认定过程中所深具的"平民式思维"和伦理政治思维趋向,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强烈的实用主义的诉讼品格,从而导致中西之间法律事实认定方式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诉讼制度始终无法走上形式理性的内在根源之一。     

农村纠纷解决途径与机制——关于当代中国农村法治问题的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纠纷有法律及非法律的解决途径.本文着重阐述在法律与非法律解决方式之间的吸收、转化及异同,关注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传统文化与法治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当代中国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引发对解决农村法治问题的思考.     

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

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农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而非仅仅是语言混乱,这导致了当前村庄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合秩序。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     

黑暗中的被放逐者——传统诉讼文化中的讼师地位考

我们无法摆脱传统诉讼文化对当下法治建设的影响。作为乡土社会中的法律职业者,讼师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于官方与民间、法律和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困境,这恰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推广中的机遇和挑战

社会性别预算是在社会性别主流化过程中,通过分析公共预算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对公共预算做出社会性别敏感回应,推动公共部门以更趋公平的方式分配资源。尽管中国社会性别预算的推进面临诸多挑战,但在性别平等的法律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相应的财政预算保障等方面,仍旧为其推广实施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机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法律平衡的路径选择

以域外南非艾滋病药品专利权案和"非典"防治的中国样本为例,引出风险社会中公共利益和私权冲突呈现常态化,迫切需要法律制度予以回应的判断。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的制度安排,如何调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和私权的冲突紧张,进而保持公共利益和私权"天平"的平衡,是一般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难以逾越的理论与现实命题。通过完善现有制度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协同社会各种力量参与以及健全危机预警机制和风险化解机制等路径,共同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的平衡。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与经济法的保障

中国社会自治组织不发达存在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资金“瓶颈”,二是政府支持不够,三是法律规范不足。经济法在个体利益普遍化的基础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其重要的主体之一就是社会自治组织。中国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对解决现实中国社会的有关矛盾,对经济法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