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政治逻辑:国外城市权力结构研究述评

权力及权力结构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研究的大问题.从精英论、多元论到增长机器论、城市体制论,再到治理与伙伴制,乃至城市社会运动,论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关于城市权力结构研究的不同流派,并分析了其理论内涵与传承关系,同时提出了目前中国城市政治与行政学研究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     

习近平关于城市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引

习近平关于城市治理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成逻辑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城市观是其理论基石,中华传统城市治理智慧是其文化源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城市治理经验是其历史依据,新时代以来城市治理的现实境遇是其实践基础。从核心要义上看,习近平从城市治理理念、治理原则、治理要义和治理手段等四个维度深入阐释了新时代城市治理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科学描绘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的宏伟蓝图,深刻解析了如何彰显城市特色风貌的关键问题,系统回答了怎样进行城市建设的重大命题。从实践指引来看,要立足“核心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宗旨;立足“龙头论”,科学编制“以宜居为标准”的城市治理规划;立足“全周期管理论”,高效实施“以三化为主线”的城市治理路径。     

城市化释义

21世纪是“城市世纪”。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呈现高速发展趋势。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文明标志及创新的载体,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信息中心,具有集聚、规模和辐射等功能效应。2000余年来,城市内涵随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也有百余年历史,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理解不同。其实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多变的软硬件系统化过程,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不仅是农业人口向非农、并向城镇的聚集,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区域规模、功能作用诸方面的扩大,以及城市经济关系、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与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新概念有所区别。从区位论、结构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论,从梯度推移、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论到产业集群论的演进,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理论的深化。不同学者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认识不同,但在“推拉”机制上形成共识。不同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相异,而其相同点包括:农业工业化推动、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     

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当代社会学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首先,讨论了社区概念的涵义,旨在明确社区概念自产生以来至今,其定义的变化、发展和目前的认识。其次,阐述了社会学界关于城市社区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种理论及其方法。第一是城市社区邻里关系与社会网络研究,包括“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方法主要是网络分析方法。第二是社区权力的研究,包括“社会精英论”和“多元政治论”。     

天府文化与成都超大型城市治理

文化治理是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核心和有效手段。成都从西汉开始就是中国古代的"超大型"城市,本文通过把脉成都城市文化肌理,结合成都历史上作为超大型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上的文化治理经验,论析天府文化在成都超大型城市治理中体现的以"创新创造"为城市文化内核、以"优雅时尚"为城市文化认同、以"乐观包容"为城市文化表达、以"友善公益"为城市文化传承的文化逻辑,从而为超大型城市治理提供借鉴。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的权力结构研究——以天津市S社区为例

社区权力结构是指社区中不同的权力主体围绕一定的公共权力而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关系。天津市S社区是典型的“城中村”社区,它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社区,其权力结构呈现出“三位一体”的模式。详细地分析S社区权力结构的运行逻辑,针对这种权力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建议,这对规范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社区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健康城市治理导向的公共空间规划响应研究

作为一种市民共同享有的基础性公共资源,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承担着服务日常生活、增进社会交往、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城市公平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职能,其背后更是映射了城市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基础动力和深层影响,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提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内容。基于社会属性思考,城市公共空间扮演着社会形态的物质载体、公共领域以及自由权力的对话场域等多重角色,通过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关系透视,健康城市建设需要不断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持续促进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双向良性互动,将空间权力向社会回归,以此捍卫城市公平正义,让城市公共空间从分化加剧的发展状态沿着良性发展轨迹走向善治。结合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与现代化城市治理目标,在梳理健康城市理念发展脉络与公共空间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空间的基本属性和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与治理内涵分别做出阐述,进而以健康城市治理为导向,从规划意识转型、规划体制建设、规划研究拓展3个层面系统论述公共空间规划的具体响应途径,指出结合城市治理内涵开展公共空间规划是高质量健康城市建设的时代所需,是对城市现代化治理目标的积极回应。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社区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作为社区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和重要性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律的相对滞后、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心理、责权利的分离以及“社区人“意识的淡薄,是阻碍城市社区政治文化建构的主要因素。只有从中国政治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主阵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积极培育新型公民文化,改进政治社会化方式,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等,才是正确建构城市社区政治文化的根本途径。     

参与式发展与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城市自主发展和活力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城市政府纷纷提出城市经营的新思维,但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种城市经营实际上与城市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模式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即中国城市政府要从参与式发展的新范式出发,赋权于民众,建立起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在城市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空间政治视域下的城市流动摊贩治理模式的重构反思

大力激活城市地摊经济,积极探索摊贩治理新方案,是近年来相关社会管理部门对“保就业、保民生”做出的努力。本文针对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城市流动摊贩数量的激增及其所带来的系列治理问题,从空间政治的视域出发,对中国城市流动摊贩各个层面的治理困境及空间生存策略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阐述现行政策下分而治之的空间治理新形势,是社会包容和政府支援的充分体现,提出了对于城市流动摊贩治理融入“互联网+”技术和人文关怀的展望,促进新时代城市非正规就业水平逐步提升。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类型化研究

近20年来,城市社区正逐渐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领域,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描述也被引入社区研究。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类型化是运用这一概念展开解释性研究的第一步。运用概念性构型方法,从治理网络扩展的方向和范围、协作的形式两个维度可以构型出社区治理结构比较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使用社区研究领域已经存在的实证资料以及在有关城市的调查对这一比较框架进行检验和修正,可以建构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三种基本类型:传统型社区、协作型社区和行政化社区。     

理解今日城市：当下小说创作中的城市书写热点分析

城市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小说中关于城市的书写是城市文化变迁的重要记录形式。新世纪以来新创作的小说中,关于城市文化的建构,包括有建构于消费文化之上的城市物质奇观、现代思维与传统伦理的颉颃、城市灰色空间中的底层叙事、社会变革中的官场生态与环保书写等多个维度。在文学研究中,对城市书写的观照与研究应是进一步予以努力的方向。     

城市社区善治思考

依据城市社区善治的基本指标,梳理当下城市社区中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现状,提出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治理权力主体合法性基础缺失,官僚层级的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社区公共资源分割,社区利益共同体的不确定性致使社会信任缺失,社区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与居民社会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善治,要以利益关联为驱动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与居民政治心理相关性分析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从＂单位社区＂向＂公民社区＂变迁,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心理也随着社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认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认知不足,缺乏社区共同治理的共识与信念,从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社区治理的出路在于充分把握社区治理与政治心理之间的双向互动,以社区治理创新带动居民政治心理转变,以居民政治心理转变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论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关于中国城市形成的年代,学术界争议颇多,关键是对城市内涵的理解不一。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有机结合体。以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考察,可见发现,商代既有作为阶级对抗的防御设施——城墙或壕沟,又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既有贵族、平民、奴隶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又有兴旺发达的工商业,从而使"城"真正成为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准此,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议题与进路——基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角

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为新时代城市治理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现实，不断创新发展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揭示现代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深层机理的理论，以此为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把握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现实挑战和实践进路，而且有助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创新发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从核心议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全球化是洞悉中国城市治理本质的历史境遇，城市化是把握城市治理机理的现实进程，生态化是城市治理的战略议题，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现了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关联。从现实挑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