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金香革命”与美国的“街头政治”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颜色革命”——“郁金香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国内贫困、执政党腐败等一系列国内因素引发的,但同时更离不开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街头政治”。没有荚国的“街头政治”,“郁金香革命”在吉尔吉斯斯坦是成不了气候的。     

“颜色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

（续2005年第3期）（五）美国的介入 2000年。吉尔吉斯斯坦大选前，将两名反对派政治家抓进监狱后，西方不再称阿卡耶夫为“中亚民主战士”，说他是“自由的扼杀者”。美国对中亚国家领导人的期望一直不是很高。2004年美国希望在中亚地区掀起一股“天鹅绒革命”，出现更多的“萨卡什维利”。2005年“郁金香”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花”之后，美国迫切希望在中亚出现更多的“阿卡耶夫”。     

革命、解放与自由:阿伦特与马克思

阿伦特对革命传统的梳理把她和马克思明确地联系起来,但她对革命的理解与马克思有着根本的不同.她认为,革命的真正目标是自由,确切地说,是构建自由、构建自由得以呈现的空间,即以自由立国.由此出发,她激烈地批判马克思把自由与解放相混同,从而背离了以革命争自由的根本意图.但问题在于,她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自己也承认的如下事实:自由必须以解放为前提.而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之所以重视社会问题,强调解放,正在于要为自由的实现寻求现实的前提和道路.他们之间的区别显示出政治立场的不同:阿伦特所持的是“精英”立场,而马克思的立脚点则是“全人类”.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与美国中亚战略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发动“彩色革命”迅速推翻阿卡耶夫政权,这是腐败、贫困和美国的干预所导致的,美国是为了实现其中亚战略而干预。     

孙中山自由观的历史命运

孙中山把从法国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写在作为革命纲领的《军政府宣言》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革命创举,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孙中山的自由观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即从强调“国民自由”开始,中经否定军人、官吏、党员的自由平等权利,最后转到“要大家牺牲自由”,去争取“国家自由”。否定党员在党纪国法范围内所应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既挫伤了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又导致了党的分裂。争取“国家自由”虽然具有正当性,但把国家自由与人民自由对立起来却造成了严重后果。自由需要宪政制度来支撑。孙中山认同宪政,但因强调为国家争自由和自由“要附属于民权”,结果在中国出现的并不是西方式的宪政,而是东方式的威权统治。     

吉尔吉斯斯坦两次革命之共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年3月和2010年4月分别爆发了两次革命。这两次革命都促使了前任政府的下台。两次革命在爆发原因、背后推手及其民族矛盾等方面都有着共性。这两次革命同时也对邻国的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

在辛亥革命和民初之时,尤其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古代汉族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国粹”,得到整个主流话语的赞颂。在辛亥革命前后,要求自由与宪政的呼吁被视为与重建汉族古典传统并行不悖的事实。反映在作为一种身体符号延伸的服装观念上,重新恢复古代“汉衣冠”的运动与建立自由宪政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但随着民初帝制事件的发生,古代传统与宪政实践开始分离,包括了“汉衣冠”在内的所有传统符号,都被视为建设现代政体的负面遗产,重建“汉衣冠”的自发运动最终随着新文化批判的出现而销声匿迹。     

战略哲学论略

战略哲学即战略之道,战略的基本矛盾是自由和限制的矛盾,战略是竞争自由的方式,21世纪主导的战略范式是时间战略范式,“战略机遇期”中存在“战略黄金点,”“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不成立,战略的根本问题是力量的自由和限制的问题,将发生战略革命,战略哲学将建立起来。     

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的几点看法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又是一个充满着复杂、艰巨、曲折斗争的漫长历史过程。可是在实践中,我们对这个历史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往往认识不足,因而当革命形势出现高潮或是革命、建设事业取得某种成功的时候,常常被胜利冲昏头脑,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犯“左”的错误;而当这种“左”的错误导致革命、建设事业发生严重挫折,或是革命形势出现低潮的时候,有些人又往往转为对社会主义产生动摇,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犯右的错误。     

“左”的根源面面观

作者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出发，指出“左”的危害丝毫不比右的轻，甚至更加严重，而且由“左”转向右，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左”的根源来自于政治、经济、思想、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等等方面，只有清除根深蒂固的“左”，才能更好地搞好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     

试析“颜色革命”的根源及启迪

通过分析“颜色革命”产生的根源,得出产生“颜色革命”的决定因素是本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颜色革命”给我们的启迪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十分必要。     

浅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惊世骇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塑造了具有“独立自由、进取冒险、利群爱国”的新民形象，试图从改造旧的国民性的角度来挽救中国近代的民族危亡，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认为“道德革命”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分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笔者发现它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转型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粱启超从理论和现实上为“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首先，梁…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特质和历史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党的白区组织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并直接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战略性大转移.在南方根据地尽失的情况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与陕北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看待问题,能够主动抵制和努力克服“左”右倾错误给根据地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既有地域上的优势,也在武装斗争的战略和斗争形式上以及根据地的建设上创造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独特做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自觉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重要依托,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为“硕果仅存”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关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一、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马克思指出:“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等372页)我国工农业的发展,已经敲响了流通部门革命的大门;从五十年     

革命视域下的乡村妇女解放——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例

追寻妇女的个体解放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激情与梦想,遗憾的是,单纯的“妇女主义观点”影响了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乡村的社会稳定。应对运动进程中的“自由”困境,高干会后,从革命与战争的需要出发,妇女参加生产,建立抗日的、和睦的、人才两旺的新家庭,成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梳理革命视域下的乡村妇女解放,自由平等的个体解放,是革命的奋斗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的是革命力量的积聚,而非个体的无限“自由”,妇女解放必须服从于革命的基本要求。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和实践理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协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形成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战略思想。新时代党在科学把握“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内在逻辑基础上,通过政治领航机制、思想指引机制、组织领导机制、作风引领机制、纪律约束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推动自我革命实现与社会革命的良性运行。立足新征程,必须在“党的领导”核心逻辑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持续实现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有效“引领”。     

新诗与民歌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关怀、爱护、扶植新诗,殷切地希望诗人们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新诗同样是“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郭沫若的《女神》高举诗歌革命的灿烂红旗,吹响“五四”时代精神的响亮号角。它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以如火如荼的热情讴歌祖国的未来,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心声,为革命新诗奠定了基础,开一代诗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新诗擂响了反抗侵略保     

实践与自由的双重变奏——从康德哲学视域解读马克思

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必须注重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而康德无疑是不可越过的一个环节:首先,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所发扬的现代主体性原则与康德体系中具优先性地位的“实践理性”,被马克思糅合成“主体—实践”概念,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对现代主体性原则的发扬,同时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实践理性”概念,并剥离出主体的实践性维度,从而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其次,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自由思想,康德认为自由存在于本体界,而马克思则把真正的人的自由诉诸社会关系的革命,所以,他们都在本体论的高度思考自由问题.     

“文革”时期唐山工业领先于全国原因初探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损失累计达5000亿元。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中,“抓革命”被放在首位。在1966年和1967年最严重的动乱期间,全国有不少地区停产“闹革命”。尽管十年中全国经济总趋势是发展的、上升的,但增长速度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