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日本学者中根千枝的学术交往和友情

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和日本著名学者中根千枝,早年师从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回国后,都用在西方学到的现代理论和方法指导实践,在各自的国家创建了辉煌业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人开始接触。本文介绍了他们之间近30年的学术交往和深厚友情,同时介绍了他们为两国年轻学者的成长、建立拓展两国学术交流合作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反映了两国老一辈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道德风范和学术认同。     

论凌廷堪与西学

在清代天文历算学史上,凌廷堪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在此领域的成就并不算太大,却与焦循、李锐一起享有"谈天三友"的美誉;他是继江永之后,唯一敢于反对"西学中源"说的学者;他的历算学成就及其对待西学的态度,反映了清代众多学者在汉学与西学关系上的艰难应对,以及传统学者在中西文化碰撞时期所展示的学术精神与品格。     

论魏了翁的学术思想

魏了翁是南宋中期蜀中的大学者,自来以他为著名的理学家。然而其青少年所学及在鹤山书院所教授者实为记览词章之学,尤其晚年撰著《九经要义》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更与理学家的探求义理的思辨方法完全异趣。在理学成为时代学术思潮之际,他与理学家交往,并受影响,但在基本的理学观念上不仅与正统的程朱学派不同,还持以批评的态度。他为理学创始人向朝廷请求赐謚并取得成功,这仅是政治活动性质,并不具学术的意义,因此文章详细梳理魏了翁交往的理学家及其交往过程中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证明不能以理学概括魏了翁的思想,他亦非典型的理学家。     

论王鸣盛的西学观及其时代性

清代考据学与西学的相遇，是近代学术饶有兴味的话题。王鸣盛作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都受到了西学的熏染和刺激。通过梳理和分析其《蛾术编》等相关资料，发现这位考据学家虽然顺从当时主流的“西学中源”说，却能以中学审视西学，以西学反思中学，在考经证史中会通中西，折中有见，反映出当时考据学者对待西学的一般态度及其时代局限性。     

学习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读《刘大年来往书信选》的一点体会

在王玉璞主编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一书中,通过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与老一辈史学家相互的交往文字,反映出他们在治学方面的优良学风:即追求真理的执著性;捍卫真理的坚定性;强烈的科学责任心;善于吸取各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料的包容性;关注现实世界的学术良知和学术正义感等等。并以此形成了著名学者卓然特立的“学者风度”。     

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     

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

清代大学者阮元与金正喜、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朝鲜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堪称清代对朝鲜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三代朝鲜学人,都深受阮元的影响,在经世致用之学或考据学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并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朝鲜的流播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兼谈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

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从近百年学术演变脉络看中国学术本土化问题

<正>什么是中国学术的本土化?本土化是与外来学术相对应的概念,是外来学术掩盖本土学术后所面临的问题。应该说,这一问题,早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采择西学时就已提出来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政治模式在全球的蔓延,西学的强势也成为其他国家所采择的学术模式,而且是主动采择的结果。但是,文化学术是一个民族中积淀最深厚、最基本的元素,本土文化积累比较深厚的学者,往往对本土固有文化学术及东西学术所涉及的重大基本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钱谦益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钱谦益和朱鹤龄均为清初的著名学者,同为苏州人士。两人因相近的民族立场和学术旨趣走到一起,合作笺注杜诗达七年之久,但数年之后却因立场和学术分歧反目成仇,演成当时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公案。文章试图通过二人交往的排比分析,发覆其交好和交恶的真相,揭示二人交往对清初学术的影响。     

平生心事向玄关——徐铉与道教

徐铉是宋初名臣，与道教关系密切。由于地域和政治的原因，徐铉与茅山上清道教颇有渊源。在思想上，徐铉的儒家立场是首要的，但道教理念仍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他通过“教化”将二者调和统一。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有儒家的因素，也有道教自身从唐以来的传统。道教理念对徐铉的影响，既体现在希求退隐的人生观上，也波及到文学创作。     

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力矫＂保身怀方＂的守节之风,在士人中掀起了一股＂婞直＂之风。但随着党锢之祸的到来,像陈寔这样的士人对＂婞直＂之风有所保留,主要据仁、德以理政、修身,想使废于上的风俗能在＂清于下＂中得到整肃。像郭林宗这样的士人则走向论道讲学与人伦识鉴,开清谈之风,让士林倾慕不已。像黄宪这样的士人则更加超脱,从坚持志操与学问中走向逃避,在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中渗进玄学新人格的因子。＂道性周全,无德而称＂的新人格成为士林之典范。     

论石介思想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石介是北宋初期著名的“三先生”之一 ,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适应宋初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 ,大力倡导儒学复兴。他对儒学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其贡献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和腐朽的文风 ,从而为新的思想的产生扫清障碍 ;二是大肆提倡儒学的道统说 ,以此来与佛道的法统说相对抗 ,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的思想已展示出理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我们应该给理学以公正的评价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方以智与桐城泽社考论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之一,成就卓著。他早年于家乡桐城曾结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但今人对此知之不多。泽社之成立不迟于崇祯元年(1628年),方以智与社友课读其间以应举业,并进行文学活动,长达七年之久;泽社的社课为方以智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社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缩影。     

试论方干的隐居及其心态

方干被称为一位“不识朝、不识市”的高隐，其实并非如此。他早年及中老年时曾在睦州故乡和镜湖过着隐居生活，但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他曾多次应举求仕，却屡遭挫折，一生始终未能抑制住为求仕而躁动的心。经历多次挫折之后，他感叹愤激，不时地唱出了似若敝席功名、豁达自处、甘于隐退的诗句，然而这正是他急于求仕而不得时发出的心声，表现出不甘于隐逸而追求入仕的微妙心态     

任昉年谱

南朝学者任昉在齐梁间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沈约齐名,同为文坛领袖。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六朝的重视,对任昉的关注和研究渐多。但对任昉的生平中一些重要事迹的系年多有讹误,本文对此进行了爬梳整理,以期有助于对任昉的深入研究。     

方孝孺“志于道”思想探析

方孝孺自幼研读儒学经典,明初政治严峻,其父亲遭遇牢狱之灾,由此激发了方孝孺强烈的“立法”意愿。他藉建文帝给予的为帝师机会积极地为“君臣”关系立法,弘扬“立法”精神。方孝孺认为君主要有度量容得下才华横溢的士大夫,并具体化了朱熹的“格物”思想以便士人更好地提升自我。朱棣取代建文帝而登基,方孝孺用自己的生命去坚守儒家的仁道精神,去捍卫应有的君臣法度。     

徐光启《考工记解》探析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博采众家之长,撰写了《考工记解》一书。由于该书尘封多年,其成书年代、眉批作者等诸多问题尚待破解。本文认为徐氏完成该书的撰写工作应是1621年,并最终于1623年由茅兆海作跋而加以刊刻。目前仅存明清之际的抄本,其眉批应系徐光启本人所作。由于具有生产技术经验和难得的西学知识,徐氏在书中不少地方对《考工记》作了超出前人的较为科学合理的释读。虽然也有因袭旧说而致误之处,但从整体上看,《考工记解》具有一定的科技价值,应为徐光启科技成就的组成部分。     

论船山词中的愁情

王夫之是清初著名的遗民词人,更是抒写愁情的高手,其笔下的"愁"词堪称抒发愁情的经典。其词除了抒发悼念亡妻之相思悲愁、隐居荒山的孤独闲愁,还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怀国浓愁。无论是哪种愁,都深深地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