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新变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更大、流向集中与精英流动等特点。由于当代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影响,村民自治制度在村民的政治实践能力、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关系、自治组织的公共财政能力与乡村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能力状况等制度实施要素与环境方面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使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出现新的变数。为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从制度的组织主体、运作过程及结构功能等方面作出新的调适。     

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推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 :比较收益差别撬动、人口增长惯性促动、市场化进程推动、工业化浪潮启动、城市化进程发动等。建构竞争有序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加快社会转型的民主化进程 ,促进中国人口的有序化合理流动 ,将会是国民资源配置优化和保障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增长及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创新路径 ,也是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诉求。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1949-1978）——基于国家和社会的视角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的变动,每一次重要政治变动都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影响,也由此波及到乡村社会的人口流动。纵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其表现形式在震动社会和静态社会中是不同的。应该说,这种表现形式与国家和社会的强弱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人口流动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化

大量的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未能实现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相反,却导致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分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走西方式的城市化道路,在扫清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障碍的同时,可选择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即农村的城镇化与城市的城市化两条腿走的道路。人口流动是解读中国城市化与农村社会分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的钥匙。     

流动农村人口心理困扰成因研究——一种社会互动的视角

基于社会互动观点,流动农村人口本身心理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其存在的心理困扰不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而是藉由不良的人际互动的结果.流动农村人口在人际互动中采用传统习惯的社会取向(包括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及他人取向等),却遭遇社会与生活环境变迁,而形成家族取向的困难与矛盾,关系取向的失衡与错位,权威取向的丧失与消解,他人取向的缺位与敏感.社会取向难以为继,这才进一步造成流动农村人口的矛盾、失衡、孤独、不安与无所归依感等心理上的困扰.     

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文章首先考察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指出我国人口流动既符合一般规律,又有国情带来的特殊性,进而从人口的职业构成、地域分布和素质三个方面说明了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农民在流动中培养了个人现代性,而这必然会推动农村现代化,导致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农村家庭、农村经济、乡土文化三个方面。     

农村人口流动对当前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社会变革的深化,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对广大农村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村民自治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村民与农村的利益关系淡化,村民政治参与态度发生变化,传统的乡村文化逐渐衰落。为此,有必要继续深化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推动村民自治组织的新发展;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增强村民的自治能力;通过“以村带企、以企带村”,稳住一批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的村民;大力宣传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性,积极支持农民建好新农村。     

人口流动的效应分析

我国人口流动加快,促进了经济发展,催化劳动力市场完善,加速城市化,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实现有效就业,同时也有一系列负面影响.在分析人口流动正负影响基础上,进一步把人口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讨论了人口流动的向度和量度对人口系统现代化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实证分析

以1985—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内,人口流动与农村产业结构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两者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两者从短期到长期的关系发展轨迹为:人口流动先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后农村产业结构显著地成为人口流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研究——基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及人口城市化视角的分析

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不同阶段作用的变化表明,土地制度变革虽然对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至目前,由于对土地潜在价值预期的不断升高及土地资产功能的强化,使得流动者对土地的依恋情节高涨,又成为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且这一因素与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两个基本原因,即城市户籍制度排斥和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紧密相关。在当前户籍制度韧性极强的情况下,可通过赋予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促进土地权利市场交易的制度变革,解除土地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屏蔽,实现土地财富向资本财富的转换,同时也可为农村人口、包括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基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思考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四大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分析研究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与托达罗模型的背景极为相似,即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涌入城市,与城市失业现象并存.因此,在现阶段,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的潜力,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农村内部就业,是解决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现实选择.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区域性研究

文章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数据和1996—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使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距离、人口等因素对省际人口流动的作用标准化,从而计算各省市的"期望"流出人数,与各省市的实际流出人数作对比,衡量省际人口流动的区域差异;同时利用标准化流出指数计算各省人口流动的区域偏好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各省市的人口流出规模具有区域内的统一性和区域外的差异性,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人口流出比例远小于南方各省;消除经济、社会、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后,省际人口流动仍具有强烈偏好性,大部分省际流动人口更偏好流往同一区域的吸引中心,文化距离的作用甚至强过经济差距、地理距离的作用。     

1949至1978年间以逆向为主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1949至1978年间,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呈现由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为主的特点。30年中,国家确定一系列制度,堵住了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路;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向农村的疏散与流动极为频繁。这使农村承受过多压力,成为一个被封闭的区域,农民改变命运的机会极度稀缺。这种人口流动特点是城市化进程缓慢的表现,它使农村成为缓解城市压力的一个缓冲区,加重了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承载力,延缓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透视中国农村留守人口

农民问题已经提出和研究多年，但是，和农村出现的变化以及农民所承受的发展代价相比，无论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学术的研究乃至对于实际问题的认识上．至今仍未达到应有的深刻性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无以数计的农村家庭。至今仍然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着悲壮而隐忍的牺牲。     

新农村人口的流动与转移

人口流动问题是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新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还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新农村的人口流动的年龄、经济特征、居住类型、滞留时间等特征进行了研究,探究了人口转移的策略:包括加强基础教育、创办职业培训、以及加快小城镇建设等。     

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

铁路在中国兴建之后,作为一种新式交通工具促进了人口流动。铁路是近代向南北移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因铁路之兴建,大批外国侨民移入中国;在救助灾民、难民方面,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自身修筑也吸纳了大量人口,我们要充分肯定铁路在促进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唐继尧在云南筹办市政、改革教育、实行市乡自治、整理交通等,尝试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过渡,推动了云南的近代化进程。同时,唐继尧始终以国事为已任,活跃于国家政治及军事活动中,不自外,不自小,为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与北京政府、孙中山广州政府之间合纵连横,加强了云南“边陲”与内地“中央”之间的联系与凝聚,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有利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张之洞与中国经济近代化

张之洞对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这种贡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无论在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金融业,还是商业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他所做所为的主要目的不能脱离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抵御外国列强的侵略,但是客观上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以及推翻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