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门庆的文化特征

1933年,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中指出:“西门庆发迹的历史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历程。”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从而将西门庆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建国以后又有“富商、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提法,及八十年代的“新兴商人”的提法,这些概括都是从阶级属性的角度来认识西门庆的,但却没能揭示西门庆这一人物的全部内涵。我认为西门庆这一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载体,它比富商、恶霸、官僚等的内涵丰富得多。他既是一个沉湎于色欲的淫棍,又是一个多情的丈夫;既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又对传统文化含情脉脉;既有贪官的狠毒、商人的奸诈,又有常人的信义与亲情。总之,简单的政治历史评价无法概括其内涵,我们只能以传统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分析西门庆对传统到底背逆了     

人性的严肃审视——谈《畸形审美与人性异化》的社会认识意义

陈家桢同志的《畸形审美与人性异化》（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是一部在研究《金瓶梅》方面具有深刻社会认识意义的专著。在《金瓶梅》里，主人公西门庆从始至终都在追逐女人。与西门庆有性关系的有名有姓的妇人包括原配在内达二十多个。为了占有女人，西门庆丧失了理智，他色荒如炽，频繁“征战”，最后终于导致脱阳，暴死在“性战”的“战场”上。人们通常认为，《金瓶梅》主要是通过对西门庆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它对社会的教育的；《金瓶梅》的文学意义就在于它的警世作用。但是人们又想，如果只是为了警世，兰陵笑笑…     

暴发户的胜利与最终败绩——论西门庆形象的阶级本质和社会意义

长篇小说《金瓶梅》围绕着西门庆及其家庭的盛衰荣枯展开情节,西门庆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金瓶梅》是由《水浒传》中的四回书铺衍而成的。在《水浒传》中,西门庆不过是个调占良家妇女的浮浪子弟和市井恶棍,在书中用以铺垫和烘托武松的英雄形象。但是到了《金瓶梅》中,西门庆却成了一个社会意义远较《水浒传》中的原型为大的社会某种邪恶势力的代表。从他身上,     

畸形的女体——浅议《金瓶梅》的社会诊治意识

《金瓶梅》通过西门庆一家折射出了晚清社会的人生百态,以欲望主体西门庆及与其有染的各个女性的出场和被放逐展示了小说的诊治意识。本文拟通过对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命运的揭示,探寻《金瓶梅》是如何展现欲望泛滥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及其作者对此“症候”的疗救。     

论《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

<正> 《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不是通过丑对美、邪恶对正义的暂时压倒这类悲剧故事体现出来的,在长达百回的巨著中,除了偶尔出场的极少数人物外,几乎都是反面人物形象。以贪欲化身的暴发户商人西门庆为中心,层层环绕着芸芸众生丑相。在《金瓶梅》的整个故事中,没有争取自由幸福的新生力量与封建势力的悲剧冲突,也没有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势力惊心动魄的斗争。《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是通过貌似平常的市井生活描写,通过西门庆这样一个商人暴发户的兴衰史,反映出小说本身产生的那个时代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在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一《金瓶梅》所蕴含的社会内在矛盾,从表层结构分析,主要表现在西门庆一家神奇般的暴发     

饮食与文学

曾有一种不懂文学欣赏为何物的人,认为《红楼梦》老写吃饭,实在没有什么看头。其实,既然不是写英雄厮杀,美女吟诗,写的是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哪能少得了吃饭,而且,即使是英雄美女,他们也得吃饭。试想想,武松打虎、打蒋门神、打孔亮,如果离开酒,怎个写法?没有螃蟹宴,大观园的姑娘们也难来诗兴。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不写吃饭。问题是能不能从这里写出故事,写出人物来。 在以食写人方面,作为开创性的小说,《金瓶梅》自有它不可抹煞的成功之处。 西门庆是暴发户,由一个开生药铺的流氓一跃而为山东首富。“三代为宦,才懂得穿衣吃饭”,这种地位的骤然变化,使得西门庆一家还来不及吸收中国食的文化,因而西门庆一家远不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府那样懂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金瓶梅》的好处,在于恰当地掌握了这一火候。     

从《金瓶梅词话》中的常时节形象看明代后期的小市民

常时节是西门庆的朋友，《金瓶梅词话》中的次要人物，也是明代后期小市民阶层的代表。在《词话》中，常时节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以一介贫民，却能维持、发展与西门庆的“贫贱之交”，从而得到西门庆的资助，解决住房与生计问题。他之所以靠西门庆的施舍而不是自己的劳动为生，既是因为明代后期普通劳动者收入微薄，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此外，通过常时节这个人物，也可以一窥明代后期小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并预测其最终命运。     

中国反腐第一书--解读《金瓶梅》的一个新视角

<金瓶梅>是中国反腐第一书.其成书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意图,其描写的两幅社会图画,官商一体腐败典型西门庆,围绕西门庆展开的两场腐败与反腐败斗争,都可以证明这一命题.从经济和文学角度,亦可证明这一命题.     

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

作者以“金瓶梅”三字作为小说的书名，其美学上的用意别具匠心：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谱写西门庆这一恶霸、商人、官僚、地主家族的兴衰史，从而喜现作者对世态人情的观照。写潘金莲、李瓶儿先后成为西门庆第一定爱的女人时，标志着西门庆之“兴”与“盛”，写庞春梅成为周守备第一免受的女人时，标志着西门氏之“衰”。或以“彩线贯珠”为基本结构方法，由远及近、由外及内写西门庆；或以网状结构为小说主体部分，将府内府外相结合而以写府内为主；或以辨状结构，由近及远，由西门氏府内而写向社会。旨在说明钱权交易必导致人对物欲和淫乐的贪求，导致官场的黑暗，导致时风的颓败，其结果是，于国则破．于家则亡，于个人则难以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米&#183;酒”论证《金瓶梅》的诞生地

本文从“酒&#183;米”来论证《金瓶梅》的诞生地。找出临清，清河的粮食输入依据。证明以上二县是余粮县，并不缺“酒”少“米”。西门庆居住在缺“酒”少“米”的地方是哪里呢？文章以大量的论据，证明西门庆居住在粮食紧缺，不出产酒的徼州，并且从作品中寻求内证，考其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粮食输入情况，饮食文化，酒文化，生活习性；傍及商业经营，徼州富商大贾奢侈的消费情况。立论有据，论据充足。     

论祢衡的悲剧人生

汉魏之际的祢衡以出众的文才、特行独立自主奔放的品性、蔑视权贵怪异无忌的言行,享誉士林。这一切恰恰不适宜官场的生存,而他又偏偏期望在官场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他的文学作品少而精,一篇《鹦鹉赋》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精心刻镂自铸新词 --许筠《思旧赋》意旨探微

许筠(1569—1618),李朝中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旧赋》模拟向秀原题作品,情感基调、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基本相同,然而两赋意旨迥异。许赋直抒胸中愤懑之情,表达了由仕而隐,与统治者彻底决裂的人生态度,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     

梅文鼎与"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萌芽于明末,形成于清初,大盛于清代中期,梅文鼎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通过论证西方天文学中的许多论断均见于中华典籍,来证明"西学中源"说的正确性.梅文鼎"西学中源"说的理论形成与其生平、所受教育以及仕途情况密切相关."西学中源"说至清末则进一步发展,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并且至近现代余韵犹存.     

论白玉堂形象的悲剧色彩

《三侠五义》中的白玉堂与以往完美的侠士形象颇为不同。除了拥有侠士行侠仗义的共性,他还具有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同时他的身上还有争强斗狠的一面。白玉堂亦侠亦盗的矛盾身份对于他涉足官场是不利的。然而期望建功立业和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在白玉堂脑中扎根。他用生命诠释了侠士行走于江湖、朝廷两条道路的不可能性。性格上的缺陷、盗贼身份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共同造成了白玉堂人生的悲剧。     

盛唐吏制及其对干部工作法制化的启示

唐朝的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乃至东亚各国的影响颇为深远。唐朝法制中,官吏的管理制度比较科学,形成了立法完善、执法严格、监督有力的法制体系。盛唐吏制的成功经验,在整个封建吏制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要实行干部工作的法制化,应该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宋诗中高唐神女意象的转变及其原因分析

关于巫山和涉及高唐神女意象的诗歌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与前代较大的不同,有的神女诗中神女由艳丽多情的传统形象转变成出尘的女仙,有的传统神女题材的诗歌中神女意象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借神女批判宋玉赋或楚襄王的神女诗也多起来,这种种转变所达到的共同效果是使诗歌中传统的神女意象被逐渐解构,这种现象既与当时的道教发展有关,更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道德选择,是宋诗与“道”的一个诠释范例.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论苏轼的“归隐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苏轼的“归隐情结”,不仅根基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而且往往以政治失意为媒介,导源于身心相离的倦客心理。剖析苏轼“归心”与“壮心”、“忧心”、“倦心”动态交织的心路历程,对于探究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人生价值观的当代视野

人生价值是康德道德哲学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其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康德以实践原理为基础,提出了“理性道德法则至上”的人生价值取向;设立了“意志自律”的人生价值判据;确立了“人互为目的和工具”的人生价值定位,并在人的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关系中又注入了辩证法精神,进一步升华为“人的目的性与人的工具性完满统一”的人生价值“目的国”。今人以当代视野,重新审视康德关于做人的哲理,对于探索和构建中国人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理论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仍具有深刻认识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