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看汤显祖的"至情"观

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对于明末清初戏曲、小说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左派王学影响下,由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等人直接推动而形成的强大的写“情”思潮,它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增添了最亮丽的色彩。《牡丹亭》中的主人公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观”。     

《牡丹亭》中情爱女性潜意识描写探微

在弗洛伊德“潜意识”结构理论的烛照下,汤显祖剧作《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心理发展,基本上可以归就为一种受制于情爱欲望驱遣的年轻女性情感历程。通过深入的潜意识心理描写,作家将“情”宣泄到极致。这与作家本身“言情”的文艺思想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戏剧的表现力,真实地再现了人物的心灵世界,从而使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也愈加丰满。     

上古情怀的演绎——对杜丽娘情感世界探微

《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是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画廊中情的化身,历来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从上古历史文化的维度梳理杜丽娘情感世界的形成和演绎过程,力图阐明其表现的自由、感伤、道德情怀与上古精神的渊源,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探微,从其根源出发对这一经典人物的解读避免了对其真情实感的遮蔽,为人们重新解读杜丽娘形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     

汤显祖《牡丹亭》的“宗唐”旨趣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汤显祖怎样给杜丽娘以艺术生命——《惊梦》《寻梦》的人物塑造,兼及冯梦龙的删改本《风流梦》

汤显祖是位多才多艺的天才艺术家,成就是多方面的。《牡丹亭》是其代表作,《惊梦》《寻梦》又是其中的精华所在。分析这两折的思想意义和人物塑造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对这位杰出的戏曲艺术大师的了解,并可获得许多艺术技巧上的借鉴。杜丽娘是个闺阁小姐,知府千金,重重的封建枷锁和礼教熏陶,使她的行为拘谨,恪守闺训。但是,她毕竟只有二八年华,阅世不深。因此,当她捧了酒肴向双亲效“千春之祝”时,开口即唱“娇婴欲语,眼见春如许”!道出了她对春光的真实感受。茅元仪批云:“开卷便见情语”,可谓一语破的。这种少女情语是同封建道学家的“收其放心”,“去人欲、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从《关雎》接受史看《牡丹亭》的时代意义

<正> 在汤显祖《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全部爱情及其与柳梦梅的全部生死悲欢,都是由阅读《诗经·关雎》引发出来的。对《关雎》的接受,无疑是《牡丹亭》整个情节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契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杜丽娘对《关雎》的理解,是对传统理解视界的一种突破。这不仅反映了杜丽娘一类女子被压抑的人性的觉醒,也反映了《关雎》一类情诗被扭曲的艺术本性的复归,是当时社会文化精神变迁的一个投影。因此,笔者把这种理解作为考察《牡丹亭》时代意义的视点。     

满园春色启芳心——《牡丹亭》“惊梦”赏析

明人王骥德《曲律》说:“《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临川汤若士婉丽妖冶,语动刺骨”。清人李渔又说;“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牡丹亭》令人陶醉,而“惊梦”又是其中最精采的一出。丽娘对生活的热爱之心,丽娘对爱的渴望之情,都借助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满园春色而荡漾在字里行间。同时,丽娘的被压抑的情怀,被埋没的青春也让那“成对的莺燕”唱了出来。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随着春风中的“晴丝”,袅袅娜娜,飘飘拂拂,在花园中缠绕,在读者心中萦纡。     

论《牡丹亭》对情的塑形

在对《牡丹亭》的解读中,“情”始终是一个有效的门径。而《牡丹亭》对情的塑形是含混的。理清这种含混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流逝的感受变弱,经典的不朽才得以实现。《牡丹亭》中的情是形而上的“情”;它是想符合人伦的情但又不是;情与孝的关系上作者趋于情;欲与情之间作者故意地含混。它不仅仅是对个体情欲的肯定。它通过美化“欲”,将其扩张入已被认可的“情”,由于回转又在讽刺、谐仿情。这种含混是因为晚明价值论的混乱造成的。     

大众文化时代下《陈三五娘》的改编和发展之路——以青春版《牡丹亭》成功改编为“参照”视角

在以“媚俗”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时代中,包括梨园戏和昆曲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戏曲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青春版《牡丹亭》能充分考虑到大众文化时代的消费需求,采取“古典为本,现代为用”的策略,制造出古典和现代完美结合的创新性作品,成为传统文化在大众文化时代下生存、复兴、发展和创新的成功典范.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经验无疑对《陈三五娘》的发展和创新具有积极的参照启发意义.具体而言,《陈三五娘》可以从十个方面进行可能性的改编和创新.另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当戏曲剧种“外部生态结构”发生变化,戏曲剧种应该积极寻找对策,增加其自我适应、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文化原型与文学意象视野下的《牡丹亭》

弗莱认为神话赋予仪式以原型意义,上古时期"禖""礿"祭祀,既是生育神话的仪式化表现,也是众多情爱主题文学作品的文化原型。《牡丹亭》在呼唤爱情、反抗礼教、礼赞人欲的主题之内,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学中长期隐匿的高禖崇拜。杜丽娘即是高禖的化身,"游园""惊梦"等情节是《礼记·月令》《诗经·溱洧》等描写的古代仲春风俗和先民信仰的再现。从先秦文学到汤显祖的时代,这个文化原型的接续具有鲜明的脉络,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学图谱。这正是《牡丹亭》"惊心动魄"的力量所在。     

《牡丹亭》中石道姑形象略辨

汤显祖写成于一五九八年的《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 天启年间的王思住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文中,说:“情深一叙,未读三行,人民魂销肌栗。而安出字,亦自确不易。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青山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当然,该文对剧中人物的评价不尽确切。)那么,石道姑的形象又如何呢?徐朔方教授在《<汤显祖集>前言》中,说:“派去教育她(指杜丽娘一笔者注)的陈最     

论汤显祖与曹雪芹写梦

明清时期梦学理论的成熟，除了给一批以梦记史、论政、说艺的笔记体文学注入新的虚幻色彩外，还给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创作带来一些可以说是重要的或者基本的意象。汤显祖的们临川四梦》，突出表现了这位被称为明代文坛主情说的代表人物，正是以“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响成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梦学观念的相通之处。在《牡丹亭题词》中，汤显祖赞扬了壮丽娘生生死死的至情之后写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在给邹梅宇的信中，汤显祖又写道：“二梦记殊党恍惚。推此恍惚，令人怅然。”把梦与文学的共性用“恍惚”一词来表…     

说《牡丹亭》中的“情”

《牡丹亭》是一曲“情”的颂歌,它所礼赞的“至情”、“梦情”是对礼教社会的决绝反抗。作者没有给杜丽娘所体现的“情”设置具体的对立面,她的青春觉醒也并非是自觉地以情抗理,惟其如此,更说明礼教统治的严酷。杜宝、柳梦梅等人以对情的无知为代价所换来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功名事业而已。     

形非似神更异──《牡丹亭》、《长生殿》爱情描写之比较

形非似神更异──《牡丹亭》、《长生殿》爱情描写之比较徐人忠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问世一百年后，清初洪升创作了《长生殿》。因为该剧也有女主人公梦境的描写和鬼魂游踪的情节，故当时有人称《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洪升颇为高兴，“世以为知言”①。由...     

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

产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牡丹亭》，历来论曲者常把它与《西厢记》相提并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王实甫《西厢》，汤若士《还魂》词曲之最工者也。”孟称舜《柳枝集（倩女离魂·楔子）眉批》亦云：“《西厢记》和《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沈德符《顾曲杂言》又云：“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个《西厢顺价。”其作者汤显祖亦因此而蜚声剧坛。而且，随着《牡丹亭》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流行海外，汤显祖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名人。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闰近世戏曲史》这部颇具学术权威性的专著中，将汤显祖…     

高情传唱牡丹亭 纵使西厢亦减价

见汤显祖《图南邀宴其先公瀑泉旧隐偶作》,第二联说:“幽意动寻丛桂隐,高情传唱牡丹词。”牡丹词——《牡丹亭》也。正如其“幽意”“桂隐”所揭示的,它作于作者弃官归隐之时。这已成定论,无须赘述。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何汤显祖在“幽意”“桂隐”之时却仍“高情传唱”?“幽”“隐”与“高”为何能如此鲜明、强烈地同时映照在《牡丹亭》之上?更直切地说,汤显祖为何自谓高情?为何有此高情?何谓高情?高情何在?本文不鄙浅陋,见诸同好。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论汤显祖的二重文学观

汤显祖的文艺思想,如果以1598年他挂冠闲居、创作完《牡丹亭》并岁末名僧达观来访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不符合汤显祖文艺思想的实际情况。他论文学的言论大多数发于归田之后,呈现两种倾向:一是主张文学向外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它以标举“情在理亡”,表现世俗之情和创造“怪怪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