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关于“中间人物”的历史思考

生活的结论 写“中间人物”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问题。历史问题不一定有了历史的结论。今天虽已没有人专写“中间人物”,也没有人提倡“中间人物论”或者批判“中间人物论”了。但人们对“中间人物论”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个问题的“自生自灭”,倒是生活为它做出了结论。正如任何事物一样,生有生的依据,灭有灭的原因,我们仍有必要对“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主张进行一些历史的思考。而要进行历史的思考,就要先探求一下它的历史的轨迹。     

学术生活断片

1960年代不知不觉培养了朴素、节制的文体意识。进入新时期以后,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逐步开始寻找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建立的内在关联。文学的“外部”与“内部”不再是互相分离的因素,文学也不仅是作家作品,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生产和传播的整个过程。当代文学史学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寻求更妥切、有效的学科概念与叙述方式,另一是对原有的概念和叙述方式的清理。前者着眼于寻找更合适概括以取代“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后者则是留住这一概念以真切认知它的历史。我觉得自己有一定条件做后面这项工作,也就是“设法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试图呈现这些核心范畴和叙述方式的内在逻辑,揭示它们如何建构自身,产生怎样的文学形态。     

关于当代文学的估价问题

<正> 一“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走过了整整六十年的行程。若以新中国诞生为界,恰可划为前后各三十年,按通例即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期。怎样看待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特别是如何估价它们的成就,是当前文学研究中分歧尖锐的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总体上看,当代文学不论作家队伍,还是作品成就,都不及现代文学。姑且谓之“今不如昔”吧。与这种观点相反,茅盾则断言:“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的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面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不妨称之为“今胜于昔”。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学术年会在肇庆学院举行

本刊讯　为在世纪之交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经验进行总结性研讨,进而振兴新世纪的当代文学研究事业,来自全国各地70多所高校的120多位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聚会肇庆学院,参加从11月5日至10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年会。此次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肇庆学院、广东省文艺评论协会共同主办、肇庆学院承办的年会,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为总议题,就“九十年代文学现状”和“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学科建设”两个问题展开了重点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广泛研讨,其所提交的论文多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会…     

从“个人”到“人民”——论“五四”人的启蒙及其对当代人民文学的开启

五四运动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开端,也同时为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个性解放”和“大众”运动这两重含义,“个人”这一话语在五四初期得到彰显,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救亡思潮出现,其蕴含的大众化、人民性的这一面被揭示出来,而人民性也恰好是开启当代文学的标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启蒙,也兼具当代文学意义的人民性,在当代的意义并未失落。     

爱与美：五四文学不死的精魂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五四运动迄今整整九十周年了,五四新文学自发生起则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回顾已有近百年的五四文学,它给我们的当代文学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有哪些恒久价值和魅力仍然吸引我们？在我看来,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大浪淘沙后,五四文学最值得我们珍视和挖掘的是它对于博爱和永恒价值的追求,简单说来就是关于“爱”和“美”的执著而热烈的拥抱。关于“爱”和“美”的文学观与当时的问题小说、问题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那些“问题”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淡化或已不成为问题,但“爱”和“美”的价值诉求本身却越来越凸现出来,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试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1980年代的知识场域

在当代文学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本文以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勾勒了1980年代“文化寻根”前后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语境,并试图把问题历史化,在“清理”中寻求“寻根”的“自我批判”,在历史反思和批判中,考量“寻根”的历史轮廓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复杂性。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在1980年代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寻根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历史出场携带着怎样的问题史？这些问题对当下文学、文化、思想有怎样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论比喻的形态分类和审美价值构成

稍稍浏览一下当代文学作品就会发现比喻的大量运用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尤其是隐喻,几乎成为当代文学语言及叙事技巧的主要特征。“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的有关论述颇具代表性:“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现代诗歌的技巧:重新发现隐喻并充分运用隐喻。”①有些学者甚至把比喻提高到与一般言语方式并列的高度:“最主要的非言语本身所固有的形式就是比喻。”②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喻的方法甚至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形式,与人类的精神结构和意识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显然,传统修辞学不可能解决上述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直到现在的修辞学研究,很少甚     

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和介入意识

当代文学教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所谓学科规范的名义下,教学内容越来越趋于自闭和僵化,真正的“问题意识”匮乏。课上得有没有“深度”,有没有“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有没有“问题意识”,能否指导学生从习焉不察的“常识”中发现问题。当代文学教学的另一个问题是与社会和时代脱节。大学人文教育工作者必须有一种介入意识,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肩负起社会责任,对我们身边的文化现象作出反应。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写作”现象

在“关键词批评”的影响下,我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并在批评实践中表现出了较为明确的学科反省意识、自觉的学科建设指向,注重紧密联系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展开相关研究,在映现时代新变的同时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我们应合理运用“关键词批评”,正视其“短板”,避免造成“关键词批评”的霸权化、浅表化、快餐化和简单化,真正做到以问题带动关键词的创新,推进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何谓大学——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的沉思

2007年,同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这个简单的陈述句用到两个时间表达式:“2007年”和“百年”,它们是规定当前时刻的时间坐标。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由此时间坐标的规定性而来,我们在这里将要考察的“何谓大学”问题就决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必定是具体的历史问题,甚至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性质和界说的思考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和界说,似乎是老生常谈,已经解决的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文学艺术具有十分紧迫和实际的意义”。它不仅是文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高等院校当代文学教学所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本文不揣冒味,约略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自我与他者: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西方国家的读者对译文的选择与接受和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之间始终存在尖锐矛盾:西方国家的读者青睐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存在有损中国形象这一问题,而中国政府依据自己的意图译介出去的作品在西方却又时时遭受冷遇.解决这一矛盾,直接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效果.霍米·巴巴的“混杂”和“第三空间”理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超越“非此即彼”的第三条道路,即在两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以争取西方世界的积极配合,加快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步伐.     

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香港文学——访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先生

香港正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香港“九七”回归祖国在望,文学的回归也是圈内人亟待了解的问题。这次适逢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香港文学的发展与回归请教了年近八旬的曾敏之先生。他才思敏捷,侃侃而谈 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香港文学和她的母体文化之间有着血脉相通的关系,因此,研究香港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列宁曾经说过,任何地区,都有两种文化——进步文化和落后文化。香港也是如此,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城里人下乡”及其叙述形态

“城里人下乡”是与“乡下人进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下乡,以新的身份领导或参与农村劳动和建设。进城与下乡的问题始终与中国现代文明、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语境中,小说中人物形象所承载的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文化的意义可能不同,但却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城里人下乡”往往与中国当代重大历史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如农业合作化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世纪以来的城乡关系变化及新农村建设。当代文学创作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纬度上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为时代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如何“历史” 怎样“小说”——谈谈我的历史小说研究兼及治学有关问题与方法

历史小说研究虽是个人化的学术实践活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当代历史小说批评和研究的总体情景及发展脉络。历史小说研究大体经历了从批评到理论再到综合三个阶段或曰三种研究方式。如何“历史”,怎样“小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且人言人殊的问题。回顾和总结过往走过的道路,感受和体会最深的,是需要正视并处理好“创新与规范”“寻找‘根据地’与超越‘根据地’”“批评与研究”三方面关系。这不仅对历史小说,其治学有关问题与方法,对更为宏大的当代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