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草资源、农牧民家庭与生计脆弱化——来自西藏398户农牧民家庭的微观数据

鉴于虫草收入已成为很多高原人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本文试图通过对虫草经济的分析关注其背后的社会民生问题。通过对有虫草收入的398户西藏农牧民家庭的特征进行分析,进而考察虫草收入与农牧民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不同的农牧民家庭特征变量对虫草采集量和虫草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虫草收入已成为398户农牧民家庭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抚养比越低的、物质资产（土地、牲畜）越少的、仅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家庭,规模越大的放牧家庭,采集虫草的数量会更多。抚养比越高的、物质资产越少的、规模越大的家庭,在牧区的家庭,销售虫草的价格会越高;另外,相对于仅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兼顾非农工作的家庭能获得更高的销售价格。最后,我们也指出,虫草资源给农牧民家庭带来的不只是可观的经济收益,还带来了生计脆弱化等问题。     

制约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分析及其对策——以维吾尔族为例

人口流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本文阐述了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分析了影响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最后提出了促进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对策和建议.     

产业发展、就业质量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基于对凉山彝区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田野调查

我国脱贫攻坚战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迎来了全面胜利。作为精准脱贫战略的重要构成,易地扶贫搬迁在“搬得出”目标完成之后,“稳得住”与“能致富”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地区内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基于凉山彝区179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实证分析了产业发展、就业质量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产业帮扶、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等措施对政策满意度形成正向拉力,家庭人口特征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显著推力影响,而鼓励传统农业生产、发展民族手工业和改善社会保障等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要以做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为支撑,以引导高质量就业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为路径,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真正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     

拉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差距及其收入成因分析——基于对拉萨周边三个村庄的调研

文章从消费角度分析拉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差距程度及其收入成因。数据来源于2009年6—8月对拉萨周边三个村庄27户居民的生活消费与收入的田野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政府提供了公共服务的住房和医疗服务领域,农户之间的消费差距较少;而其他领域则相对较大。对形成农户之间消费差距的收入成因进一步分析表明,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数量不是形成农村居民等级差距的主要因素;劳动力教育年限对农牧民等级提升的作用是否显著,与其毕业后能否在政府事业部门获取就业密切相关;家庭对其资源的经营能力,对农牧民等级分类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应从加快实施西藏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牧民打工、完善畜牧业产出结构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此缩小农牧民之间生活消费差距。     

社会资本视角下青南高原藏区生态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研究

保护与发展是青南高原藏区面临的困境.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是解决这一困境的主要途径,这是基于当地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和居民对发展的强烈意愿.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区最突出的特点是社区居民全民信教(藏传佛教),宗教对社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是社区居民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信任基础,也是社区和谐或冲突的主要因素.问卷调研显示,研究区大部分社区社会资本比较高,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较融洽、居民之间信任度较高,社区内比较和谐.进一步完善社区信任体系和规范体系,强化社区内外的参与和合作,培育社区网络是推动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蒙古族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基于内蒙古一个半农半牧村落的问卷调查

本文以对内蒙古自治区一个蒙古族聚居的半农半牧村落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蒙古族农村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访谈和观察所获得的资料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土地数量、户主教育水平、劳动力人口和生产性投资等因素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以及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家庭经济多元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藏族儿童内地学习生活的文化适应研究——对双流县就读的藏族儿童群体的调查

近年来,藏族儿童内地求学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跨文化教育的环境中,藏族儿童能否适应内地的学习和生活,作者对藏族小学生集中的双流县3所学校就读的56名藏族儿童的文化适应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的儿童能在新的主流文化环境中独立生活、愉快学习,人际交往和谐,处于文化适应状态"整合"模式,有部分人存在融入的倾向.家庭、社区和学校的社会支持、时间因素、文化距离、儿童的汉语掌握程度以及人格气质等是影响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     

黑龙江省蒙古族部分贫困村屯加快发展经济的思考

我省蒙古族主要聚居在杜尔伯特、肇源、泰来、富裕四个县,共有61,000余人.三中全会以后,我省蒙古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仍有部分村屯至今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一部分蒙古族农牧户缺吃少穿,居住条件差,日常生活用具不足,甚至有的家庭一贫如洗.所需生产资料靠上级贷款或补助解决,否则无法进行生产.确切一点说,就连维系基本生活的费用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都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方面:一、生产力水平相当低.首先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劳动力素质低.据对泰来县的黄花、努鲁玛和杜尔伯特的后乌古敦、波菏岗子四个村的71户调查,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     

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切实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过去几年,因为多方面原因,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己成为各级领导年年都要研究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新世纪里,要解决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尤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针对现实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战略思路。第一,加快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逐步减少农业人口,改变农村就业结构,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转型。第二,加快城镇化进程。     

试论甘肃穆斯林家庭的人际关系

本文通过家庭内人际关系、家庭角色模式及亲属网络构成的社会资源三个视角,对甘肃穆斯林家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析。甘肃穆斯林家庭的人际关系是在以个体农业经济或畜牧业经济为基础、以家庭为生活和生产单位的自足自给农牧经济,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汉文化的文化整合体制约与影响下形成的。体现了以伊斯兰伦理观念与“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小农经济和父权家庭相适应的“主从型”和谐共生的家庭关系。     

共同富裕目标下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差异与持续增收

脱贫攻坚助力民族地区实现了全面小康,也为促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民族地区依然是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的重点和难点地区,特别是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实现可持续增收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本文基于收入总量、结构比例、区域差异等多维度比较,以四川省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民族自治州为例,总结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及其四项构成的差异特征,分类探讨了增收的来源,以及面临的经营净收入相对过大、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规模小等增收的不可持续性风险。基于此提出要巩固拓宽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的创造性财富规模,探索增大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分配性财富收入,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可持续增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浙江省社会公正状况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浙江省居民基尼系数的实际数据,分别从全体、农村和城镇基尼系数说明浙江的公正状况,测算了人口总收入、家户总收入、人口可支配收入和家户可支配收入四种数据,详细说明城镇和农村内部社会公正状况,并分别从一般性的社会政策、劳工政策、金融市场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四方面提出改善社会公正的支持建议.     

我国西部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时期,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成为西部大开发和农民增收不容忽视的难题,同时也是其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只有顺利转移出农村的劳动力才能缓解人口过多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因此,探索影响西部地区实际需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是现实与发展的需要.     

Snapshots from sari trails: cyborgs old and new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raws upon an examination of two apparently opposed cyborg locations and technologies to show how, in specific instances,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s, culture and diasporas intersect. Such intersections produce very specific, situated contexts for productive labor forces to emerge at the interface of technologies ‘old’ and ‘new’. These situated contexts place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market forces and community production logics through which labor and affect are placed in hierarchies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author does this by looking at how the ‘sari’ is produced, marketed and worn in two ‘cyborg’ contexts. One of the cyborg loca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is online, the other is offline. By juxtaposing these ‘old’ and ‘new’ contexts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 sari the author hopes to allow for issues to be raised that otherwise would be invisible.     

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共同体理念下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的双重保障

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密切相关。民族地区的市场性、区域性与传承性,使得其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经济伦理和法治机制双重保障。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传承性的写照,从内部支持和保障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法治则是其外部保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唯有重视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双重保障的互补与统一,才能有效构建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     

语言扶贫与普通话技能的减贫效应

语言扶贫是通过提升贫困人口的语言能力来增强其脱贫能力的过程,对解决中国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现实中的贫困户,虽然对普通话的需求比较明显,但其拥有的普通话技能却严重不足,这不仅对他们的收入尤其是打工收入有重要影响,还对其脱贫具有显著的作用。因为数据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会普通话家庭的年收入比不会普通话家庭显著地增加了60%以上,脱贫率稳健地增加了20%左右。究其原因,普通话技能可以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增强贫困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提高贫困户的信息获取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和政策理解能力,能够转变贫困户的思维与认知,后者是他们可持续脱贫的关键。为此,应采取多种举措来提高贫困户的普通话水平。     

源远流长 名家辈出——记著名回族武术家马凤图家族

近百年来若干声名显赫的武术家族在继承、传播以及整理、发展传统武术方面 ,做出了显著贡献。本文从研究家族性的武术传承体系入手 ,探讨了人称中国“传统武术家族之最”的回族武术家马凤图一门的历史谱系、武术传承、马氏武艺的历史分期及其在技术上和理论上的特色等。以一家一姓传承和弘扬一个独立的武学体系 ,延续了百年之久而不衰 ,这在中国武术史上确不多见     

Care-full failure: how auxiliary assistance to poor Roma migrant women in Spain compounds marginalization

ABSTRACT

In Spain, the nation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boast in recent years about their progressive program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oma migrants from Romania. Many state efforts to work with Roma on their integration are specifically directed at wome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o the waged labor market is considered a major goal as it, supposedly, leads to the empowerment of Roma migrant women while also securing decent standards of living for entire famil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tegration programs adversely result in the further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of those they pretend to relief. This adverse result is produced through a two-tier intervention in the lives of Roma families. The caring state works with a general category of ‘vulnerability’ for targeting populations, in which Roma migrant women are specifically incorporated through designated social programs. The performance of Roma as the subject–object of these programs is carefully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se evaluations, Roma women often fail to meet the normative standards of ‘good mothers’, ‘decent wives’, and ‘diligent workers’. Subsequently, to deal with ‘failing subjects’, the disciplining state, a-la Foucault, inflicts an array of penalties on Roma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cut-offs of social benefits, evictions from poor dwellings, withdrawal of children’s custody, and forced removals to Romania. We thus argue that initiatives by the caring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often prescribe or go hand-in-hand with repression from the correcting state. In welfare states, social programs can thus conclusively ‘evidence’ existing stereotypes about marginalized Roma families and about women in particular.     

民族地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就业与工资差异——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委托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2007年所做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针对宁夏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汉族和回族劳动人口,证实了汉族男性和汉族女性、回族男性和回族女性间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存在差异,并就汉族和回族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比较。同时,利用一些计量分析方法解释了形成差异的原因。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内部的性别收入差异明显大于汉族内部的性别收入差异。计算结果说明宁夏劳动力市场中对女性存在性别歧视;汉族女性的收入歧视指数大于回族女性的收入歧视指数。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城市就业率、行业、所在部门、职业种类等对汉族和回族,以及汉族和回族的不同性别的就业和收入差异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