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型家庭:城市中老年家庭的生活特征与个体化悖论

在个体崛起与社会风险并存的外部环境中,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深嵌在家庭文化内涵中。 在中老年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伦理性价值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基本要素,情感性价值是家庭成员的生活体验,工具性价值是协调个人、家庭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器,这一以家庭的伦理性价值为核心并协调个人与家庭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变关系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称为“关系型家庭”。 与西方家庭的个体化相比,中国家庭生活变迁既呈现人口学意义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又突出伦理价值、情感性价值以及工具性价值在家庭中的重要功能,这是中国家庭生活变迁的独特内涵。     

中国社工的离职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实现对中国社工离职倾向现状的总体描述,并检验“个体—职业/组织—家庭三因素模型”对于解释中国社工离职倾向原因的科学性,采用“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现状调查”的大样本全国调查数据（n=3111）开展研究。结果发现,有19.6%的社工想离开社工行业,这表明中国社工离职（转行）倾向的现状不容乐观。分层回归分析发现,个体因素、职业/组织因素和家庭因素均可以独立地解释社工在离职倾向得分上的变异,这表明,“个体—职业/组织—家庭三因素模型”确实是一个解释中国社工离职倾向原因的合理框架。这一模型是对西方“个体—组织模型”的扩展,体现了在东方文化中家庭因素对社工离职倾向的重要影响。这一研究结果对社工机构如何降低社工的离职倾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养儿防老”还是“以地养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分析

家庭养老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江汉平原J村的实地经验表明,家庭养老中“土地”的重要性大于“儿子”,大部分农村老人是“以地养老”而非“养儿防老”.土地对于老人的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解决了老年人的生活问题、维护了老年人的家庭地位、为老人提供了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当前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冲击了“以地养老”模式,加剧了家庭养老的危机,因此,应谨慎推行.     

分家、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再生产——以鲁西北农村为例

鲁西北农村分家与代际互动形态对既有家庭再生产理论形成冲击。伴随家产的累积与流动,家庭的“分—继—合”体系发生重组,进一步呈现出虚“分”、弱“继”、实“合”的特点。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母家庭成为子代核心家庭应对生活压力时的转嫁对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家不仅没有裂分,反而紧密地粘连在一起。现代农村家庭结构趋于代际合作的实质,是分家后围绕家庭再生产所形成的亲子两代核心家庭之间家庭资源的整合利用。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并非意味着家的整体性的退场,中国的现代家庭依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面向。     

建立于地点上的集体记忆——社区文化的一个研究视角

“建立于地点上的集体记忆”为洞察社区文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记忆视角。成都社区的坝坝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基层治理的抓手和工具,在于坝坝文化积淀的民情民意,易于激发参与者的集体性情感。在根本上,它属于一种不言自明的地方性“意会”文化,包含互助性、大家在一起等集体记忆特征,这类情感还具有某种神圣性特点。以成都社区治理中的坝坝文化为讨论起点,可以看到基于地点的集体记忆在构建社会团结中的作用。这类集体性情感生发于人与地点之间的互动,最终体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些特点,是人适应变动不居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社会在延续中有重视种群和集体的倾向,它具有两面性,就如同社区文化生发的集体感给人提供了安全感,也对个体造成了束缚,这是文明的悖谬之处。     

传统孝道与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当代际遇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投射出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变革。传统孝道的变异与封建政治的强殖入侵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现代家庭结构和功能的深刻变化、社会文化视角从社会到个人的转变促使传统孝道不断整合,在“以人为本”思想的解构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现代孝道重构要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达成和谐、公正的新孝文化。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

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     

“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中国近代以来家庭文化变迁的历程

中国家庭文化的变迁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的家庭文化受到抨击 ,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提出了家庭改制的主张和一些新的婚姻家庭观念。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是中国开创新的制度和观念文化并经历了人为挫折的时期 ,这一时期家庭文化发生了根本变革 ,但出现了家庭文化政治化的倾向。第三个时期是“文革”结束后至今 ,这是中国全面变革的时期 ,也是家庭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 ,家庭文化呈现失范性、多元性和个性化的特征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路径的社会学考察

在对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个体观”路径的困境进行分析,基于生态系统观提出应在系统的情境中认知个体需求和提供关爱服务,并尝试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提出关爱留守儿童群体的“家庭生态系统观”。研究认为,在家庭生态系统内部,需在时间系统上注重事先干预,保证留守儿童家庭抚育决策时机与个体生命历程中“社会性时间”发生的一致性;重视支持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实现的意义,强调家庭责任与权力的共存。在家庭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中,认为应首先定位好家庭的基础性角色,完善主体间的联动机制;积极投资家庭,加强家庭能力建设,通过改善家庭生态系统间接关爱留守儿童,最终营造公平制度环境,形成关爱留守儿童及家庭的文化氛围。     

何处为家?——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中的身份冲突

当前身份冲突研究多以群体视角为主,缺少对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农民企业家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身份冲突困境,表现为其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和当前的市民身份之间产生冲突。身份冲突缘于农民企业家在维持农村传统家庭和城市小家庭团结时的左右摇摆,从而造成身份认同的失衡。为缓解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衡,农民企业家采取了创业地点分流措施,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农村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农村创业”,在“经济能力强—农民身份感强—团结城市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返乡城市创业”,家庭团结左右着农民企业家创业地点的选择。这一过程反映出了个体选择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启发我们在分析人口流动问题时应兼顾客观环境与行动主体的主观认知,以便推动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进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家庭的解构与重构

家庭异化、消灭家庭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妇女儿童公有,作为“单个分开的经济”的家庭不复存在。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奉行禁欲主义,主张弃绝两性关系、取消家庭生活。中世纪宗教共产主义推崇禁欲独身,实行公妻制。空想共产主义以博爱为情怀,主张实行公共教育和国家教育、排除家教和父权、消灭家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判“公妻制”,另一方面虽提出“消灭家庭”,但赋予其本真涵义：解构资本主义的异化家庭,消灭家庭的资本抽象性,实现抽象异化家庭向自然家庭的复归。“家庭”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资本主义家庭因与私有制生产方式同质而发生异化,呈现逐利性、强权性和功利性等谱系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追溯到父权制个体家庭确立的初始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助长了这些异化特征,而且使其表现得更加隐蔽、更加恶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构成了异化家庭消亡的内生动力。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异化家庭范式走向解体,平等的两性关系得以产生,一种全新范式的高级阶段自然家庭得以重构。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个体化与人际关系再整合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个体化社会中,人际关系尤其是熟人关系已退缩到传统家庭的狭窄场域中。社会关系中"他—我"分明,"咱们"日显矫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离散性的状态。然而,与传统决裂的个体必须建立自己与社会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才能造就自己。由于个体化社会面临各种风险的冲击,导致个体化的人容易产生"非替代性焦虑",这正给个体化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潜在的动力,人与人之间也有了"暧昧"的基础。通过对个体化社会人际关系的适应分析来解读冷漠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并由此提出个体化社会熟人关系回归的可能性及其模式。     

摩梭家庭的亲密度与适应性研究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考察540名摩梭高中生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状况。结果表明:摩梭家庭的亲密度显著高于常模,适应性显著低于常模;多数摩梭家庭属于中间型;云南和四川的摩梭家庭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云南摩梭家庭的亲密度及适应性显著高于四川摩梭家庭。摩梭母系制及现代文化的冲击促使摩梭家庭出现了高亲密度、低适应性的特征,同时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差异。     

论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新历史观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家庭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把家庭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他们扬弃了摩尔根等人的家庭理论,深入批判唯心主义的家庭历史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家庭新历史观。其主要内容有：在古代社会中,家庭与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家庭是亲属制度的基础,家庭是生产力,家族关系支配着社会制度、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挑战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等。研究及阐发这一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将马克思恩格斯丰富的家庭新历史观再现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之中,修正其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倾向;指导家庭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与建设;有助于对“和谐家庭”的认知与把握,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有助于通过“全面建成小康家庭”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位育视角下城市家庭关系的冲突与弥合

当前，我国城市家庭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甚至向后现代过渡的漩涡中，这对家庭结构、家庭伦理造成巨大冲击，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相伴而生。基于位育论，通过对城市家庭关系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提出化解冲突，即构建和谐家庭关系的位育之道：个体—家庭层面上，家庭成员提高修养，家庭成员之间达成契洽；社区层面上，建立社区文化维系机制，加强家庭和谐文化建设；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上为家庭提供价值引领和制度支撑。     

本真休闲使人“成为人”的价值审视

近些年休闲问题引起了社会乃至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自著名休闲学者约翰·凯利提出：“休闲是一种使人‘成为人’的 过程”以来,这一命题表现出了持久的生命力。但如今,究竟如何阐释和深化这一命题却成为当务之急。通过休闲活动中的 “认识自我”“解放自我”“创造自我”,从而使人成为“求真”“向善”“寻美”全面自由的人,已成为必要。这一探究对于深入休闲 本质与构建和谐社会均有重要启发意义。     

文化的多元与共生:美国"在家上学"运动述评

“在家上学”运动自 5 0年代晚期兴起 ,发展至今造就了一支重要的教育力量。这一运动不仅演绎了一段家庭与学校之间围绕教育权利的冲突与均衡的历史 ,在其深层意义上 ,它还展示了一幅不同的文化以教育为依托 ,围绕生存与扩张的权利之间冲突与均衡的生动剧照。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转变

在我国,由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如一地倡导性别平等,并且在政府决策层面上将男女平等确定为基本国策,实现性别平等与保持家庭、社会生活的和谐和安康之间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在家庭这部现代生活机器运行的全过程中,浓郁的女性色彩已成为主导倾向。女性正以个人的不懈努力及精彩表现矫正着男性对于家庭生活的片面理解,为家庭生活注入勃勃生机。家庭转变的实质是在个体独立性与家庭亲和性、女性发展与家庭和谐、代际传承与代际更迭之间寻求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