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共情修辞路径

在秉持人本主义原则的国际传播领域中，情感是重要且隐蔽的因素，对提高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共情修辞以情感为切入点，用温和的、非强迫的方式营造共情氛围，鼓励修辞者引导受众情感走向、同时反省自身情感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柔和且双向的情感变化是共情修辞赖以达成修辞目的的核心。共情修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相契合，在修辞目的的确立、修辞话语内容的设计、修辞话语的呈现三个方面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具体实践路径。     

作为社会动员机制的抗疫公益广告

抗疫公益广告作为社会动员中传媒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与新闻舆论相伴随和相呼应的特征。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的转向中,抗疫公益广告自下而上的“由社会动员”特性,唤起了公众从内心到行动的同意、认同和参与,是中国抗疫行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基于理性的舆论引导、信息激活功能,以及感性的氛围营造和共情营造功能,需要从社会动员和广告传播两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抗疫公益广告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需要从顶层设计、激励和评价体系构建、共情营造和广告引导、国际传播等方面进行应对和提升,使其在抗疫社会动员中发挥更大作用。     

以同一求认同:中国领导人对外传播的修辞策略研究——习近平海外媒体署名文章的分析

以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在海外媒体发表的33篇署名文章为研究对象,运用肯尼斯·伯克的话语修辞观探究这些文章修辞的修辞技巧、动机,并借助"同一"理论,分析其修辞策略,探讨对外传播在达成国际共识、实现跨文化认同方面的话语策略。     

国家形象的共情传播及其引发机制

共情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密切,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凝聚民心,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同时,共情传播也为破解国家形象存在的困境与障碍提供了情感支撑.但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共情极化、共情超限、"反共情"都会影响国家形象的传播与构建.社交媒体发展,为破解两者矛盾带来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共情融入国家形象传播平台建设、精准共情营造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环境、共情议题提升国家形象议程设置能力三个途径提升国家形象与共情传播的有机结合,塑造文明大国形象.     

共情的神经网络

共情是指个体在认识到自身产生的感受来源于他人的前提下,通过观察、想象或推断他人的情感而产生的与之同形的情感体验状态。共情的产生与多个脑区的参与有关,根据其作用的不同,可将它们分为核心情感系统、镜像神经系统以及心理理论系统。其中,核心情感系统通过与其他两个系统间的相互协作,形成了具身模仿共情及心理理论共情两种模式的神经网络。这两种神经网络通过横向和纵向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共情神经网络系统。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需要对共情神经网络的作用机制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深入探讨其调控机制问题,并努力将理论研究的结果应用于临床实践之中。     

感知共情：共情的第四维度探析

传统的共情研究将共情分为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行动共情三个维度,并没有重点关注共情的获得方式。结合现象学和认知科学对于共情的研究,指出感知共情作为共情的第四个维度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基础。感知共情的作用方式表现为：感知共情与行动共情互为协同,感知共情与认知共情互为渗透,感知共情作为共情整体的保障。四维共情内在关联的综合观摆脱了共情的分离观和一体观,解决了分离观的认知消耗以及一体观的他异性问题。     

医务人员临床共情的作用及干预方法

临床共情是指医务人员理解患者的体验、需求和想法,与其进行沟通,并检验沟通准确性以提供治疗的能力。研究表明临床共情不仅会对患者和治疗效果产生影响,还会对医务人员自身产生双重作用。临床共情的各种干预方法效果有所差异,文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原因及应对策略,提出未来临床共情研究应注重共情能力影响因素的探讨、临床实践培训、干预方法的优化以及个人差异和宏观环境对医务人员共情能力的影响。     

解读心理咨询中的共情技术

共情自上世纪50年代Rogers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各流派心理咨询和治疗家的广泛认同,是衡量咨询关系甚至咨询效果的重要因素。从共情的内涵、共情的前提条件、共情的理论依据、共情技术在我国心理咨询理论中的发展——意象对话中的共情技术等四个方面，对共情技术进行解读。     

解读心理咨询中的共情技术

共情自上世纪50年代Rogers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各流派心理咨询和治疗家的广泛认同,是衡量咨询关系甚至咨询效果的重要因素.从共情的内涵、共情的前提条件、共情的理论依据、共情技术在我国心理咨询理论中的发展--意象对话中的共情技术等四个方面,对共情技术进行解读.     

论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及其路径建构

红色基因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华儿女奋勇向前的精神动力。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旨在通过建构以青年受众情感为本体,以红色基因的情感传播活动为中心的传播范式,实现传承好红色基因的重要任务。借助情感的媒介化、情感叙事的张力释放和情感认同的内在驱动,红色基因传播的“情感转向”具有唤起红色记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强化身份认同的突出效能。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软性渗透、传播“泛情绪化”风险和情感效用工具化的现实困境。为此,应当从内容、主体、方式三个维度,实现红色基因传播“情感转向”的路径建构,强化效能、防范风险,使红色基因融入青年血脉。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乡村网红是网络广场中的“乡村信息源”、自者视角下乡村社会的形象建构者和网红效应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们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着数字乡村建设。乡村网红以“原生态”的草根人设传播、富有“地方感”的共情传播、集体参与下的人际传播助力媒介化乡村社会的构建，优化了乡村社会的传播格局。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加速了乡村社会传播的“在地化”转向：传播资源从“汇聚城市”转向“返流乡村”,传播话语从集中把关的宣传话语转向共享式的民间话语，传播方式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在地性的参与式对话。我们尚需引导乡村网红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为当下乡村社会传播力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     

商务信函话语的修辞建构

商务信函是商务实践活动中的主要沟通媒介和手段。商务信函话语的修辞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商务交际目的的实现。以西方修辞理论为切入点,运用比彻尔的修辞情境、亚里士多德的劝说策略、伯克的认同理论对商务信函话语的建构进行探讨。商务信函话语建构与特定商务修辞情境相匹配,运用认同策略,并结合传统的修辞诉诸,与目标受众达成广泛认同,以提高商务信函话语修辞效果,推动商务交际双方的修辞互动过程,达到商务修辞目的。     

新时代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与策略

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已呈现出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渠道与形式多样化、传播范围广泛化等特点。同时,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中所出现的问题,如传播主体力量失衡、传播路径发展不均、民族文化传播渠道国际传播力弱、缺乏科学合理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等也不容忽视。新时期提升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重要策略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深化政策创新;建构民族文化话语体系;注重受众分析,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     

虚拟现实：共情传播的技术实现路径探析

[提要]当技术越来越影响着人类理性与情感的交流空间时,我们对同理心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而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使这种唤醒本能、承认他者的共情情感在更大范围上得到了展现。本文从媒介技术视角出发,试图阐明共情作为一种建立在共通人性意义上的情感能力,在虚拟现实的加持下弥合技术与情感之间的界限,实现情感共振的具体路径;以及作为媒介赋权的产物之一,虚拟现实本身的技术文化属性与情感挑战仍然契机大于危机的现实思考,为助推人与技术的深度交互、构建共情社会提供理论思考。     

基于戏剧主题活动培育幼儿共情能力策略探析——以大班戏剧主题活动《动物奥运会》为例

幼儿园戏剧活动注重幼儿体验与情感表达,是发展幼儿共情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戏剧主题活动中能够有效提高大班幼儿共情能力的主要策略为：在戏剧内容与环境中识别共情内容,在戏剧游戏与体验中萌发情感共情,在戏剧创作和表演中深化共情行为。     

临床共情的基本路径研究

目的：开展临床共情基本路径研究,调查共情基本路径执行现状,为共情临床实践提供建议。方法：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江苏省8所公立医院825名临床工作者和在这些医疗机构就诊的807例患者的临床共情基本路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共情的认知状况进行比较。结果：在临床共情基本路径中的神态、情绪、倾听、微笑环节,医务工作者与患者的认知存在偏差;在耐心、专注、语言、告知、解释环节临床工作者均表现不佳。结论：临床工作者各路径环节表现不佳,需结合临床共情路径的内涵和实施方法,促进临床共情实践的实现和发展。     

企业危机话语修辞情境分析——以杜嘉班纳危机话语为例

本文基于危机话语修辞情境理论,将危机话语传播与修辞情境相结合,通过分析“杜嘉班纳”的危机话语来探讨修辞情境在企业危机话语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分析该企业在危机话语中修辞策略的使用及效果并提供相应的建议。研究认为,在杜嘉班纳此次危机发展过程中,修辞情境对危机话语主要起到了限制及评价作用。而在修辞策略的使用上,杜嘉班纳并未采取有效的策略,同时未对受众的反馈进行反思,导致其危机话语并未实现应有的修辞效果。     

西方修辞学视域下的受众解读

对受众的考察从来都是西方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早期的受众研究一直没有挣脱信息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多元、复杂的受众观才逐渐浮现。多维的受众取代了单一的受众,被动的受众让位于主动的受众,从而使传统的受众概念经受了全新的重构。传统的观点把受众当作是话语试图统辖的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受众看作是参与修辞话语的构建者,基于此,言者和受众的界限不断淡化,受众开始消解。     

中国故事跨文化共情传播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探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路径,新媒体时代下活跃在海内外社交平台的“洋网红”在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其跨文化传播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结合跨文化共情传播相关理论,分析“洋网红”的跨文化传播特征,以此表明借助“洋网红”让中国故事“出圈出海”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的有益尝试与可行路径,应挖掘培养更多的优质“洋网红”成为他者视角下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与传播者,同时积极在海外社交平台开展交流合作,让中国声音在世界有效传播。     

产品发布会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批评分析——以雷军小米6发布会演说为例

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批评为理论框架,采用定性研究法,从修辞情境建构、修辞话语分析和受众接收效果分析3个方面研究雷军在小米6发布会上的演说。研究表明,为了成功推介产品,引导受众关注并购买,演说者应该具备美德、善意与受众意识,在充分考量修辞场景的基础上,运用理性诉诸、情感诉诸等修辞诉诸策略,合理规划演说内容,建构修辞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