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主席梳理近百年世界发展动态的演化逻辑,透析国际发展不平衡规律,比对今昔变化的冲击程度、波及幅度及影响力度等所作出的重要论断。明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背景、理论内涵及具体表现是我们准确把握历史方向、制定“中国之治”“全球之治”良方的基本根据。为应对当前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和难题,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开创更加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要突破老传统,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治理模式;打造新动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活力;进入新阶段,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历史必然性;掌握真本领,把握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方法论;增强新效能,发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优势。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论社会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及风险防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吸纳和支持社会组织利用“第三部门”的天然优势通过合适的路径发挥对外开展民生工作、保障民生权利的正面效应，是有效回应多元主体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应有之意。运用SWOT分析法对社会组织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路径从对外发展机会、对外发展威胁、自身优势、自身劣势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找准社会组织参与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佳连接点，并据此提出针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建构的建议，将有效助力其参与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获得并进行多元化、共生型的工作路径选择，最终与受援助国协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支撑——人类命运发展能力共同体、民生权利保障防控风险共同体。     

共同体美学的多维想象 ——基于近年国产影片发展趋向的分析与反思

作为对想象的共同体之审美层面的强调,共同体美学存在着社会、国家与人类的多重维度。这些维度不仅在近年国产影片发展趋向中有所体现,也呈现出共同体美学内部的复杂层次和关系。其中,近年来最为常见的以国家共同体想象为主导的影片虽然致力于以共同体美学来缝合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对社会共情的征用效果往往又成为缝合成功与否的关键。相较而言,强调社会共同体想象的影片虽然以对社会问题的影像呈现来唤起观众共情,却又往往与国家共同体想象形成紧张关系。而作为共同体美学新趋向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为主导的影片,虽然在与国家共同体想象的配合中形成了以中国经验来讲述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却又在不经意间暴露了其在社会共同体想象上的薄弱环节。因此,如何协调共同体美学内部的多维想象,使之最大化地形成合力,仍然是今天打造共同体美学应致力思考的方向。     

民族认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

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与记忆媒介,与文本、影像、声像等审美形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中华民族的视觉化表征,参与整个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集体价值的确证。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黄河—母亲”的隐喻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促进民族统一与融合。嗣后,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媒介——记忆场,涵括家国命运、抗争进取、人文情怀等不同意蕴的民族精神。依照“图像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借黄河图像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研究,不仅凸显出黄河图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产主义旨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确立,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和凝聚人类社会发展共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超越血缘、宗法、族群与国界的新型文明观,其本身就有着鲜明而深刻的共产主义旨趣。这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蕴含了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理论品格,而且确证着共产主义运动要竭力“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进路,同时还彰显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不断形塑共产主义“事业-运动-社会”三维图式的基础上,勾勒并描绘出未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美好图景。     

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时代以降生成的“普世伦理”,并没有为人类全体确立真正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共识。人类是否能从“交往—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之问”。确立道德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建构的基本方式,旨在协调人类复杂的交往关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人类道德共识的利益根源,超越元伦理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论争,从“渐进道德共识”与“未来道德共识”相统一、“底线道德共识”与“终极道德共识”相一致、“自发道德共识”与“自觉道德共识”相协调、“境遇道德共识”与“一般道德共识”相适应的致思进路出发,即从时序、性质、生成状态与实践四个层面着手确立道德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道德层面的可能路径。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全球化运动的客观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及提法都由来已久,但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提升和体系化构建,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由理论转化为现实,重塑了国际秩序与世界发展新态势,也使人类超越了从前各种自然性或自在性的共同体,走向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建构性与自为性的新型共同体,尽可能自由自觉地把握自身命运。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情感建构

现实和历史情境要求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强化情感的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共情力”。因此，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情感建构的现实基础，自觉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共情力”,对新时代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阐释与中国方案

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语境。既往的全球化建立在“虚假的共同体”社会生态基础之上,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破坏了自身的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国家经济主权面临威胁、传统历史文化遭遇解构和生态环境陷入危机等一系列“脱嵌”问题。而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全球共识性价值目标和典型的中国实践,注重构建国际经贸合作的社会生态,并以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实施基础,能够为构建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基础提供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三维审思：逻辑起点·现实基点·思想源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积极反思人类生存现状的基础之上，对世界未来发展形态的一种前瞻性擘画。总体观之，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自觉以及马克思主义“类”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逻辑基点， 现代“人类交往”方式的演进与普遍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源点。逻辑起点、现实基点与思想源点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生成之源，对其系统、深入的阐释与审思则是我们学习、领悟、实践这一伟大构想的重要环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向度及提升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还原论”,作为人类交往及发展的现实表达和理想构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政策信息,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行动框架。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应是多向度的：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传而不知、传而不通、传而不动的现实困境。基于此,在信息传递方面,应由官方叙事转向多元叙事;在价值传通方面,应由单向宣传转向交互融通;在行为传动方面,应由自我主导转向共同创造,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精准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人道”“共享”“正义”“和谐”四大伦理价值,且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道”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基础,“共享”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核心,“正义”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本质,“和谐”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旨归。这四大伦理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解放的终极形式，其最终实现必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了尽可能贴近人类社会现实，早日求得“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极具洞见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理想共同体，但却共同蕴含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的根本要求、“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关键旨趣、“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的实践逻辑以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社会现实，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前提和价值取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分析

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特色运用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誓词碑”精神,实质上就是“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精神,其精神之“魂”就在于“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誓词碑”精神的形成,同时贯穿了“情感塑魂”与“盟誓铸魂”双重逻辑。其中,“情感塑魂”是观礼代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的关键;“盟誓铸魂”则通过传统盟誓习俗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由此推动了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向云南各民族的“信仰”升华。正是在“自上而下”的认同建构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表达共同推动下,特别是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下,“誓词碑”精神对于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中鲜活展现了基于自身国情与传统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价值观及其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马克思"类本质"问题的再反思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自觉和基本前提。人的"类本质"是基于人的"类能力"而次第扩展的超越于人的"种"特征的本质,它具体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各种文明状态。基于人类整体性文明之上的生态价值观构成了人类整体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核,而这一价值观的真正确定尚需人类生态文化运动的启蒙,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性支撑。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电视谈话节目的仪式建构——以《非正式会谈》为例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得到全球响应,针对如何将构建“共同体”落脚到传播实践的议题,受到广泛关注。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非正式会谈》,是跨文化仪式建构的创新尝试。借助互动仪式链分析发现：电视谈话节目的跨文化仪式由空间、人物与议程三要素构成。通过要素间相互作用,得出节目仪式的建构路径：以阐释达成文化共识;以对话赋能情感连接;以在场促成行动转换。最后,将节目仪式的建构,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中,提出“构建平等的文明对话平台”“选择容易引起共情的叙事视角”与“培养具有中国在场经验的世界公民”的思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应用中国大健康义治原理构建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学说指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正确义利观贯穿并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体结构，又以两体结构共存、共联、共通、共统、共汇、共守、共生、共有等纽结点为支点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矩阵结构。再应用义治原理对大健康治理普通结构进行义相关性转换以清除违义因素而得到符合义价值要求且经反证已达到义治目标的“纯义”大健康共同体矩阵结构。最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健康体、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要素(矩阵)代入“纯义”矩阵而得出各类大健康主体512个合作点位构成的对策矩阵。     

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论析

[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相应地对两大社会制度及其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从“一边倒”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换。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大社会制度的演进逻辑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两大社会制度的认识及实践,形成新时代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关系理论的中国智慧,以深刻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两大社会制度间相处之道之现实启示与未来走向,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