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文学作品的多元文化形态——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

古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汉魏六朝小说体现了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特点,又具有文学想象、叙事、写人等小说文体元素.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其情节、形式乃至艺术手法往往成为某种文化形式或著述动机的附着因素.文学史写作应格外注意这一特征.     

六朝道经词语研究发微——以古上清经为中心

《上清经》是东晋中叶继《灵宝经》之后出现的又一组重要的道教经典。东晋末至刘宋时期开始在江东广泛传播。目前学术界从语言的角度对道教经典进行研究的甚少。文章从词汇史的角度结合中古词汇的特点,就古上清经中的一些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如“巾、建、格、夜”等作了具体考释,并从常用词研究的角度,对道书中的出现的常用词“巾、建”(著、戴)作了数据统计,说明道教经典在汉语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的理性分析——以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例

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民营企业为改善政策环境而开展的政治活动.中国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既要从工具理性的视角分析其效果和效益,也要从价值理性的视角分析其社会效应.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完善规范机制、强化回应机制、构建协商机制,是提升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使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途径.     

从释奠礼的演变看汉魏六朝“师”政治地位的变化

释奠礼是在学校内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仪式,是我国古代官方学校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源于先秦,发展于汉魏六朝,到唐朝时期基本完善。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在这一象征着国家尊师重教仪式的发展过程中,师的政治地位呈下降之势:由师者不臣到师者亦臣。这是由皇权在教育领域内强化集权、儒学主导地位丧失等因素决定的。     

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以王仁裕《王氏见闻录》为中心

〈王氏见闻录〉和其他笔记小说一样,体现了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状态,其流传过程一直游离于文史之间,但诸本似有阙漏.从现存作品看,它从思想到艺术不只是赋予读者一个连贯的故事,而是对历史生活的第一度文学发现,对〈王氏见闻录〉版本流传、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表现出来的文史共生互动多层面体察,可以深化对其文学价值的重估.     

文本中的政治秩序:对六朝志怪小说书写的新考察

作为一种与政治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文学活动,六朝志怪书写无法逃离权力话语的影响与规约.一方面,部分志怪小说在创作之初即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受制于历史语境与撰者身份背景,一些志怪小说不自觉地贯彻官方意志.以上两者共同使志怪小说呈现出当时政权所欲表现的政治安排与次序,即政治秩序.挖掘六朝志怪文本中隐匿的政治操控因素,旨在观察权力在其中的运作方式与言说策略,为理解六朝志怪文学的写作性质与内容样态增添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文化哲学解读——以浙江民营企业为例

对民营企业政治行为进行文化哲学视角的解读,可以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其本质和优化的路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也形成了浙江的亚文化模式,造就了浙江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双重属性。民营企业政治行为要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依赖于文化转型的推动。通过文化转型,在非理性和理性的统一中,弘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把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纳入理性化的轨道;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体系,把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在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的统一中,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架构,把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纳入公正化的轨道,构成了民营企业政治行为优化和提升的根本途径。     

六朝后期及隋唐三吴地区的道教信仰——以栝州叶氏家族为例

六朝时期,三吴地区的宗教信仰有些受外来移民的影响,有些则是由自身激发、转化、延续、继承而来,其中道教文化信仰的源头便可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此后又潜流涌动,到齐梁之际,在其西南部边陲地区孕育诞生了直到隋唐时期还有广泛影响的著名道教世家栝州叶氏家族。叶氏家族在六朝及隋唐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三吴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推动,如果单纯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便很难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     

六朝文学思想对俞平伯文学观念影响考略——以《文心雕龙》为讨论中心

文章从俞平伯晚年论学自述师承六朝的记载入手,辨析了学界对于俞平伯现代文学观念主要受到晚明风气影响的观念形成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之间的细读比照,梳理了自新文学运动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俞平伯的现代文学观念受到六朝文学思想尤其是其集大成者《文心雕龙》影响的脉络。     

网络政治参与与青年政治意识的发展

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意识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青年的精英意识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责任化,参与精神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实践化。青年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但尚存在群际隔离与互动失序、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相交织、政治态度倾向上的不满意度及从众性偏激增加以及网络行为的娱乐化、看客心理与"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等局限与误区。对于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应当以社会利益激发其网络参与动机、引导参与方向,通过教育使青年网民成长为"组织化的公众",训练思想政治教育者成为在线"意见领袖",建立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的青年教育"在线联合体",并从法律、道德、技术等方面对青年的网络表达进行多向度、发展性规制。     

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

宋元时代是祖先祭祀方法由坟寺到祠堂变更的重要时代。本文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坟墓、坟寺、祠堂的实态和祖先祭祀。从社会史特别是家族、宗族的方面将坟墓、坟寺和祠堂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论述苏州范氏的坟墓和坟寺、祠堂的问题、家族宗族的迁居和定居、阶层性、风水、夫妇合葬、坟寺和祠堂的管理、运营等。     

读六朝史杂记

六朝历史,因分裂偏安、转蓬离乱,多遭史家否定。今天看来,需要重新检视。六朝政权继承汉族文明,主宰着南方向中国文化高峰迅猛前进。六朝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向南方转移,南方在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六朝虽为偏于江南的地方政权,从国力和军力而言都弱于北方,但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积淀了璀璨的文化。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六朝财政体制初探

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地方州郡和豪强的势力逐渐扩大,成尾大不掉之势,六朝政权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对豪强的既得利益让步妥协的同时,也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尝试分税制,努力扩大中央财源,希望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但由于其在保护豪强既得利益的基本原则下,只能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最终国困民穷,“财力俱尽”,南方政权被北方统一。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     

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

在河北宗族的建设上,明清与晚清到民初并没有大的断层,而多表现为一脉相承,这一发展特色既有其外在的原因,又有它内在的原因。从清代到民国,农村宗族的变迁是缓慢的,它的迅速衰落不是制度的废除,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新思想的宣传,而是外在的冲击。     

两晋宗室封爵承封谳议

两晋宗室承封王深刻影响了两晋政治发展。两晋宗室封爵主要以嫡子、嫡孙承封,辅之以庶子、庶孙承封,嗣王承封时间以逾年承封为准。两晋宗室承封王的封国等第和封户数额随世数而有变动,但未形成定制。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承封由庶子、庶孙承封者人数有所增加,承封亲属范围扩大,但两晋宗室封爵承封仍然严格限制在五服之内。两晋宗室封爵并不严格贯彻长子承袭原则,长子出继现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