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略论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

南朝时期,佛教摆脱了玄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充分发展,佛学更深刻地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主流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南朝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琅邪王氏,遵循家族崇佛的传统,广泛地结交名僧,积极参与佛学义理的讨论,甚而以其文人特有的优势,通过文学作品宣扬佛教,在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文本中的政治秩序:对六朝志怪小说书写的新考察

作为一种与政治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文学活动,六朝志怪书写无法逃离权力话语的影响与规约.一方面,部分志怪小说在创作之初即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受制于历史语境与撰者身份背景,一些志怪小说不自觉地贯彻官方意志.以上两者共同使志怪小说呈现出当时政权所欲表现的政治安排与次序,即政治秩序.挖掘六朝志怪文本中隐匿的政治操控因素,旨在观察权力在其中的运作方式与言说策略,为理解六朝志怪文学的写作性质与内容样态增添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学府文宗":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

河间邢氏家族虽然自有其渊源,但其家族门第之士族化则奠基于汉魏之际.作为留居河北之世族,北魏太武帝时期其家族代表人物受到重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其家族代表人物邢峦等不断受到重用.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之际,其家族才俊辈出,成为北朝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世族之一.河间邢氏在文化上保持着汉儒的学术传统,经律兼修,精擅礼制,这不仅成为他们入仕的基本条件,而且推动着北朝胡人统治者的汉化进程.邢氏人物多能属文,出现了以邢卲为代表的诸多文士,这在文学地位日益显著的北朝后期,对于其家族文化声誉的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邢卲等人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富于包容性,其思想作风表现出明显的玄学化特征.     

会稽孔氏与晋宋政治

提要会稽孔氏于东汉末年南渡，在东吴一代寂尔无闻。东晋时期，孔氏由次等士族一跃成为东南豪强，又因晋末与出身寒微的刘裕着意结交，使孔氏成为南朝吴姓士族中的显贵。这更增强了孔氏家族势力，使其豪强色彩进一步加深。刘宋后期，孔氏因参与“义嘉之乱”，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尚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孔氏由武转文，成为典型的文化世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氏家族书法兴衰考略——兼论家族书法现象

家庭书法是中国古代书法史的重要构成.其中,王羲之家族是历时最长、书家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书家群体.王氏家族书法的发展经历了滥觞期、鼎盛期、延续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研究王氏家族书法,我们发现,书法的历史只会承认创新者.     

欧美：政治世家主宰政坛

从政可以让人上瘾，政治基因可以遗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世界政坛见到那么多政治家族。环顾欧美政坛不难发现，同一家族前赴后继参政的比比皆是，家族势力是左右政治的重要推手。     

海南早期政治格局嬗变及崖州文化的初步形成

梁重置崖州标志着中原王朝恢复了对海南统治,主要基于如下背景:南北朝对峙使得岭南俚族重要性加强;大量粤西俚人部落渡海南下海南;岭南的动荡使得海南俚人寻求冯冼家族的保护,使得其得以顺利进入海南;冯冼家族为在统治秩序内管理海南而请设崖州。冯冼家族成为海南早期的主要管理者,他们在与朝廷协同加强对海南的统治、与土著黎人部落的抗衡、中原文化的南下与融合中,逐渐完成了海南早期政治治理向中央管辖的平稳过渡。琼南地区因地处海岛的最南端,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征,其融合进程更具有代表性。     

淡宕清标本珊珊——晚清一代金石名家王侣樵

正明清以降,处于畿辅要地的沧州钟灵毓秀,人文鼎盛,英才俊秀绵绵瓜瓞,文功武略傲甲一方。沧州王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在当地兴盛起来的名门望族,位列沧州“八大姓氏”之一,人丁兴旺,名人辈出,道学渊源,堪称邑巨。在王氏家族数百年的发展史上,能扬名于后同时不坠于今,并且日趋光大者当推王国均,一位沧州文化史上绕不过去、不得不提的“王氏秀裔”——尽管官名不显,但学问淹贯精博,颇值称颂。王国均(1800—1867),字月坡,     

宗教政治运动多元化与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现代化——以沙特阿拉伯为个案

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与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现代化,是当代中东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纪之交,觉醒主义运动、伊斯兰一自由主义运动和圣战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沙特民众推进改革和分享权力的政治诉求.沙特统治者构建多种政治对话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家族政治和政府政治均迈出改革的步伐.温和倾向的宗教政治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政治现代化改革相结合,构成沙特阿拉伯政治发展的主要模式.     

南亚女性执政及源头参与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亚国家女性高端参政现象凸显。这一现象有着深层次文化缘由,从本土文化中等级制度衍生的家族政治和女神崇拜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女性执掌最高政治权力,决策国家和政府事务,显示了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源头参与的意义,同时,对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女性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女性已普遍具有参政的强烈意识。     

论政治冲突

政治冲突是重要的政治现象 ,也是政治学的基础范畴。在政治冲突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框架下 ,政治冲突表现为政治分歧、政治不合作、政治对立、政治竞争。政治冲突的类型有 :政治机构冲突、政治领导集团内部冲突、政党冲突、利益集团冲突、公民冲突、政治权力冲突、政治参与冲突、政治发展冲突。     

从《隋书·经籍志》之经部看南朝经学与士族家门的关系

《隋书·经籍志》之经部记载了南朝大量的经学著述,南朝一代,经术并没有荒废。超过三分之一的南朝经学著作是几个特定家族的成员所作,凸显了南朝经学依托于士族家门的特点。士族子弟对于累世经学的继承和发展,正是他们维持家门不堕的主要原因之一。     

试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孙中山政治思想中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理性主义深深影响了孙中山的政治哲学、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人格。就政治哲学而言,由于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孙中山有强烈的社会目的论倾向,坚信政治中存在着公理,崇尚精英政治和圣贤政治,这就导致了其机械的历史进步观和社会本位主义。就政治制度设计而言,受理性主义思想支配,孙中山无视政治制度运行中所需的大量经验和复杂情况,把政治制度看作是天才者的发明设计。就政治人格而言,理性主义膨胀了孙中山的个人救世主思想,造就了其独特人格。然而,理性主义虽有理论上的一致性,在现实中却显得苍白无力。     

The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Reconsidered

I present an immanent, and explanatory, critique of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politics and of power within political science. I argue that these reflections are problematic,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presuppose an actualist concep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that this is generated by an empiricist way of thinking on the one hand and a constructivist way of thinking on the other. I show how re‐defining politics, power, and the political on the basis of a dialectical critical realist ontology resolves these problems and, thereby,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s for social chan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the economic. My argument has two,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irst, that the proposal that those who study politics professionally should celebrate philosophical diversity is dangerous–at least if it makes it difficult to sustain a distinct, emancipatory form of political inquiry; and, second, that the nature of social reality justifies the need both for specialized forms of inquiry, such a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nd integrative forms of inquiry, such as political economy.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实力的壮大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作为社会人的政治自觉性,但从实际情况看,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政治地位一直未能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还未能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去。从而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中的部分人员存在明显的政治游离感,缺乏隶属管理和组织依靠,其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的渠道也不畅通。这就要求我们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新制度,扩大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各级统战部门要在思想上进行引导,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组织上进行管理,完善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组织依靠,在政治上给予安排,提高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     

从政治技艺到一般社会学——重新考察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遗产

通过考察涂尔干的一般社会学及其论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涂尔干建立的从特殊科学到一般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他力图扩展的政治学古典分析框架直接相关,他的一般社会学则扮演了传统政治学的角色。沿着涂尔干最初的论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之间的关联,并搭建一个用以理解其政治学说的框架。涂尔干将政治范畴从纯粹的政府理论扩展至社会总体,目的是将后者作为现代政治的首要问题。唯有在此框架下,他的政治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后,涂尔干并未否定政治的首要位置和政治家的地位,他主张的带有文明论和整体论色彩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社会学遗产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揭示。     

读六朝史杂记

六朝历史,因分裂偏安、转蓬离乱,多遭史家否定。今天看来,需要重新检视。六朝政权继承汉族文明,主宰着南方向中国文化高峰迅猛前进。六朝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向南方转移,南方在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六朝虽为偏于江南的地方政权,从国力和军力而言都弱于北方,但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积淀了璀璨的文化。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南朝恩幸干政与中枢政治关系

恩幸是封建帝王身边宠幸的近臣,历代皆有恩幸存在,不同朝代,恩幸的特点不同,由于南朝的时代特点,南朝恩幸表现出明显的参政意识,并广泛参与政治。在中央表现为在皇权的支配下,积极参与中央决策、参与宫廷政变等政治活动。南朝恩幸得以参与中枢政治,与南朝官制变化、皇权上升、士族缺乏行政能力等有关,另外与恩幸自身具有从政能力、善于讨得皇帝信任等特点也有关。通过对南朝恩幸与中枢政治关系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南朝政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