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在我们对发展低碳经济充满着各种美好设想的同时,还要看到,低碳经济的发展还会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主要涉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立论基础的科学争论;当前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制度难以胜任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新旧国际秩序的争夺会愈演愈烈,国际合作将会更加脆弱。尽管如此,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发展低碳经济是唯一出路。对此,要认清发达国家倡导的低碳经济的本质就是对发展权的争夺;要重点抓好节能减排和调整能源结构;要从全球气候的科学研究、自身权利的伸张、碳交易规则的制定上,特别是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上逐步构建中国的话语权和领导理念。     

多维视角中的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综述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构建并完善国际气候制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由于国际气候制度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科技等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就近1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梳理,以便进一步推动对日益重要的国际气候制度的研究。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困境与“新常态”下的新机遇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发展低碳经济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国在致力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一方面,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理念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常态"也为解决一直以来困扰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难题提供新的机遇。     

气候安全威胁美国的国计民生

本文通过在美国访问期间所作的《美国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调查问卷》数据报告,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来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安全和间接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限于它本身带来的生态威胁,由其所产生的国际冲突、资源争夺和国际干预也对美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问卷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在中长期（至2025年前后）将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比较重要的因素,美国国内对于气候安全的共识将会逐渐加深。美国对气候安全政治化和国际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深入,这会给未来美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新的动力。世界各国应对美国的气候外交有所关切,并在合作中进行积极应对。     

基于3E协调度分析的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课题,黑龙江省作为我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和能源供应基地,发展低碳经济也成为必然选择。从近年来该省3E系统协调性的变化看,黑龙江省的3E综合系统协调性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有所提高,而是呈现出总体上逐渐下降的变化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急需采取全新的低碳发展方式,采取综合措施实现能耗的降低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中英气候伦理对话：从分歧走向共识——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2014年9月21日至23日,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暨中英气候伦理与政策研讨会在英国雷丁大学和牛津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五组主题展开：代际气候正义与代内气候正义,气候贫困与消费者选择,平等与发展,国际法律与国际制度,新问题与新技术方案。此次会议对中英学者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寻找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学者参与国际气候问题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和能力。     

分力还是合力：气候治理“领导力多元化”的根源与应对

当前在气候治理领域,各国纷纷采取减缓措施加入低碳转型的行列。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更是提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和议案,竞相成为气候治理进程的领导者。尽管各国看似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却难以形成合力,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实际上,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各大国解决内外问题的抓手,在自利框架下提供公共产品以期获得更高收益。各大国追逐的领导力以自身利益偏好为基础,而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气候治理机制对国际秩序具有塑造作用,主要参与方采取积极的气候治理措施以建构符合自身目标和利益的国际体系。各行为体的需求和目标具有异质性,气候治理各层次都呈现出领导力结构性差异,导致气候治理各主体的领导力难以“拼合”形成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力量。     

气候正义诉求下的气候伦理原则

气候变化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和灾难,它要求人类对此作出伦理回应。回答不了气候正义的问题,国际范围内的合作就难以展开。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表达了气候正义诉求的气候伦理,为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提供价值的引导。在商谈应对气候变化时,我们需要将不伤害原则、公平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作为气候伦理原则应用其中,同时就气候正义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并将这种原则贯彻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计划中,才有望在国际层面展开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     

论我国的低碳法治建设

全球气温升高、气候发生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它要求人类社会改变那种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我国在面临能源和资源日益匮乏、人口众多、环境容量有限的客观现实,不得不力求实现低碳发展。这一举措既是树立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近些年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低碳法案,为经济社会低碳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目前我国有关低碳发展的制度安排散见于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中,低碳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及相关制度缺失的现象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低碳发展的效果和进程。我国亟须出台专门的低碳发展促进法,构建包括低碳发展规划制度、(企业)项目气候变化影响评价制度、低碳产业目录和退出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制度、碳排放目标责任制度、低碳教育制度等在内的系统的低碳发展制度体系,以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公民树立低碳理念、塑造低碳文化、建设低碳社会。     

Criticism of the Logic of 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of “Carbon Politics” and Its Transcenden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international carbon politics inevitably presents itself as the logic or essence of “ecological imperialism,” reflecting a few Western countries’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historically formed international hierarchical superiority or exclusive hegemony on the basis of their domestic capitalist economies and politics. This is an intrinsic obstacle to creating a more equitable, democratic and effective global climate 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Criticism of international carbon politics and its “ecological imperialism,” based on traditional “green-left” theories from Marxist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eeking an alternative way to cope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effectively. As a responsible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s not only an internal require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its ow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reflects its responsibility to creat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rationale for our time determine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become a world leader in coping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a leadership which lies in making a contribution rather than fighting for hegemony.     

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以来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研究综述

法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提出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法学研究者在温室气体减排、限排和封存方面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国内外能源法的比较研究、依法监管碳排放权与温室气体排放、探索碳捕捉和封存技术的相关法律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等领域。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国学者认为应加强法律建设，提高应对能力。此外，我国学者还就气候变化对海洋、航空等方面法律提出的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

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的交互作用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重大。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国际贸易对减缓气候变化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和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影响国际贸易的运输链。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我国应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复杂关系,采取相关措施,关注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的新热点。     

实现全球绿色气候的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问题是国际气候制度领域一个崭新的重要议题,它直接决定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切实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能力和程度。用法律手段保障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我国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的必然选择。我国应当以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的国际法依据为基础,结合我国相关能力建设的基本国情及其法律保障的现状,尽快构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国际气候谈判的困境与展望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和团体共同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应运而生。谈判充满矛盾、挑战和博弈,尽管形成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共识,但仍有＂搭便车＂现象,谈判一度陷入＂囚徒困境＂,存在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国际气候谈判受到气候、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应当寻求国际合作,民主协商谈判,尊重国家主权,借鉴天下理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The Idea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n a Large Coun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should cor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a large economic country, China needs to draw on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s to guarantee its worldwide interests; and as a large country with the rule of law, it need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ts judicial services and enhance the market attraction of its judicial system in global dispute resolution. Given that a country’s judici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measuring it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our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is one of the goals to be pursued in the reform of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In order to raise the level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idea of the judicial system of a large country and prioritize its competitiveness, service orientation and cooperative approach to dispute resolution. In addition, it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reforms: firstly, establishing a specialized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with an increase in matters for competitive jurisdiction; secondly, enhancing China’s specialist services capacity in international civil actions, highlighting the expedient protection given to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and stress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dicial bodies in the commercial field; and thirdly,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judicial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ng the global movement of Chinese judgments.     

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东盟十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积极投入,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合作,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气候治理机制,开展的气候治理项目不仅局限于东盟内部,更包含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助。东盟气候治理合作开展以来,主要有实施力度有限、成效不明显、气候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和平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道路,和则双赢,争则双损。     

“气候变化”问题剖析

西方国家所谓＂气候变化＂问题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并不是科学定论,温室气体不能决定气候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炒作＂气候变化＂的目的是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挥舞大棒,确保其能源安全和世界霸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学家间的争论发展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焦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变成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和发展权益的争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认清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从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代际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沉思--兼与徐峰博士商榷

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成既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由地方性转向全球性的过程。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代际气候正义处理的是代际之间在气候资源配置与消费上的正义关系，主要包括前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当代人对未来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代际气候正义的历史责任认定上，“可原谅的无知”不能为发达国家或前代人的大气污染行为免责。因为“无知”不等于“不知”，“可原谅的无知”带来了责任认定上的契约主义，不利于贯彻代际气候正义原则。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在于“合理的谨慎”。原因在于引发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主体都存着道义上义务---“合理的谨慎”，这是代际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人类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展开社会合作，“合理的谨慎”能够保证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顺利实现；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合理的谨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理念；气候变化问题归责的立足点在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正是各方主体未能履行“合理的谨慎”义务，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温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