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透析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农民工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参与政治的权利却在日益走向边缘化,要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首先就要对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进行透析。目前,根据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性不同,可将其分为三大类:非参与意识、非主体性参与意识和极端参与意识。造成参与意识薄弱的原因有:中国传统臣民文化的熏陶,中国的民主法治的不完善以及农民工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排斥政治参与意识。当前,要从农民工自身意识的改变出发,从根本上解决参与问题,而要提高这一意识,最根本的就是要培育农民工的公民意识,其中包括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和公德意识。     

社区民主:培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最佳途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正探索实现善治的途径。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民社会正在城市共同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参与者身份。公民社会形成的内在基础是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府组织当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政府无力也无法直接去培育公民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只有发展社区民主是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发展社区民主、构建和谐社区首先要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组织平台;其次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再次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动员模式,引导公民理性的参与行为。     

论基于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政治参与

政治效能感与公民对于政府、政治体系的感受直接相关,其反映出公民对政治的感受程度。要研究公民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政治效能感是绝不可忽略的变项。同时,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归因方式、行为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积极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需要通过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提高政府的回应性、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来提升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通过确定合理的政治参与目标、广泛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学习替代性成功经验来提高公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     

我国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何以可能

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效应。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个人权益、规范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式、实现维护政治运行稳定的目标。面对目前的障碍,应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加强互联网制度建设、完善政治参与路径、倡导高尚网络伦理等方面寻找络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现实路径。     

论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及政府责任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提升农民工的政治素质.当代公民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农民工若想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离不开健全完善的制度化参与渠道.显然,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化规范需要政府来制定,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和民间组织等也需要政府来引导.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离不开积极的农民工主体,也离不开政府积极履行其管理和引导责任.在政府还权于民的政治环境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责任意识的提升和解决思路的创新.     

论中国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及其化解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的均衡性,因为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必然催生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比如政治冷漠、动员型政治参与以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当前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均衡性必须在政治发展上寻求突破.为此,我们要进行观念创新,使政府的治理思维得以现代化;要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正式制度对社会政治参与的容载能力;要积极开展公民文化教育,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正式制度的解释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边缘化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这种边缘化现象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制约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自身先进政治文化的滞后与短缺,表现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本位主义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的抗拒,表现为中国城乡发展的特殊逻辑下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的模糊.基于此,必须推进正式制度的创新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优化,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强化城市政府的城乡统筹发展意识;创新培训教育与宣传方式,培育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     

网络政治参与与青年政治意识的发展

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意识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青年的精英意识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责任化,参与精神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实践化。青年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但尚存在群际隔离与互动失序、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相交织、政治态度倾向上的不满意度及从众性偏激增加以及网络行为的娱乐化、看客心理与"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等局限与误区。对于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应当以社会利益激发其网络参与动机、引导参与方向,通过教育使青年网民成长为"组织化的公众",训练思想政治教育者成为在线"意见领袖",建立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的青年教育"在线联合体",并从法律、道德、技术等方面对青年的网络表达进行多向度、发展性规制。     

强化公民意识: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

公民普遍具有公民意识是政治文明的要求,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公民的权利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强大动力;公民的义务意识是提高有序政治参与质量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     

公民意识对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义——一种非制度条件的分析视角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公民意识的确立对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一是公民意识的确立是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二是成熟的公民意识是公民政治参与有序进行的保障;三是公民意识的确立有助于从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的层面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责任感、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普遍的公民意识的确立是政治参与具体制度、程序、渠道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     

论政治冲突

政治冲突是重要的政治现象 ,也是政治学的基础范畴。在政治冲突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框架下 ,政治冲突表现为政治分歧、政治不合作、政治对立、政治竞争。政治冲突的类型有 :政治机构冲突、政治领导集团内部冲突、政党冲突、利益集团冲突、公民冲突、政治权力冲突、政治参与冲突、政治发展冲突。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及实现

秩序是政治生活基本的价值,供给秩序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服务型政府是公民本位的政府,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础。但是,惟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能发挥正向功能,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对服务型政府构建具有多层价值。为了充分发挥这种价值和效用,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努力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太平天国女性政治意识分析

太平天国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女性政治制度,动员和吸引大批妇女参与政治斗争,涌现了一大批政治角色明朗的女性。这些女性在太平天国男女平等口号感召下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但在男权政治体系中,她们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意识被动而又朦胧。为此,太平天国女性的政治意识就具有了革命性与被动性相互交织的特征。     

试论社会发展与妇女参政

女性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政治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从妇女参政的历史走向还是从社会与妇女参政的互为发展来看,推进中国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实效性,有利于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出现可喜局面，但是非制度性参与增多、家族势力活动频繁、农民文化水平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意识薄弱等问题影响着农民政治参与建设。因此，必须从经济、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着手保证农民切身利益的实现。     

从“群众参与”到“公民参与”——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转变

＂群众参与＂模式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国家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和垄断基础上。＂群众参与＂往往是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需要。而在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市场经济唤醒了民众的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单位人＂开始向＂社区人＂转化。在实行社区自治,建设基层民主的背景下,政治、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要求社区参与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即从＂群众参与＂走向＂公民参与＂。     

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反映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目前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参及其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综合现有理论文献,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进行分析,并根据政治参与影响效能感的两种不同机制,将政治参与分为教育型和诱导型两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分别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前者分析“抗争”和“竞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两项教育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后者分析“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两项诱导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外部效能感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作为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因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故可能对政治效能感起不到一般教育型参与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也发现“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的差异：虽然根据已有研究两种“投票”均应归入诱导型政治参与,但是参考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业委会选举机制的不成熟以及行政手段的介入,都有损于业委会选举的“政治诱导性”,故可能对外部效能感产生负面作用。本文根据上述问题和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 “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寻求民主发展与公民参与的统一——一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

寻求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是现代民主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代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更多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和民主发展的矛盾和对立。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从个体、共同体、国家三个层面对民主的内涵进行了重构,突出了公民参与的教育、整合和制约功能。通过在地方事务、社会团体和公共领域中的公民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民主发展和公民参与的统一。本文描述了这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提供另一个可资借鉴的视域。     

政治生活与政治学基础理论

本来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是从公民和民生社会中提升出来的高贵的、体现集体精神的公民公共生活。在民生社会衰微甚至被消除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生活是扭曲的、反向的社会政治化的结果。民生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为积极的社会政治化提供了前提。发展科学的政治学理论是经营、建设体现和谐合作的、健康的政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方面，而要做好这一工作，又必须先在作为其元理论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下功夫。政治学基础理论是一个包含多领域的开放性的论域，其任务是要回答政治学理论究竟以何种方式、范式、途径和材料才能科学、合理和有效地建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