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气候变化法律应对之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各领域通力合作,法律应对机制的构建必不可少。以往,我们常常将关注点放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领域的基本问题研究上,而未真正对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进行认真剖析,找出其目前和未来发展阶段的不足之处,东南亚国家深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必须积极面对这一挑战。尽管有必要强调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但是东南亚各国也有必要提升＂道义责任理念＂,从自身法律完善做起,为温室气体的减排落实真正尽一份力。     

广州城市居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分析

气候变化风险认知是指个人或群体对以气候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的客观认识以及对已受到或将受到这种风险影响或损失的可能性的评估与判断,主要包括气候变化风险事件认知、风险源认知、风险后果认知以及风险责任认知四个方面。广州城市居民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源的认知普遍高于气候变化风险事件;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后果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危及子孙后代＂、＂灾难性＂的风险后果认同率最高;政府、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最大。     

从赋权型到保障型——吉登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思想研究

吉登斯认为,国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行为者,要在民主体制内进行政治变革——由赋权型国家向保障型国家过渡。赋权型国家更多的是发挥民众和社会团体等的社会自治作用,保障型国家则着重强调国家和政府的主导地位。赋权型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保障型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气候变化要求政府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内加强管制和监督。保障型国家必须实现多方合作,包括民主政府和威权政府之间的合作,保障型国家与民众、非政府组织合作,凝聚各方力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剖析

西方国家所谓＂气候变化＂问题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并不是科学定论,温室气体不能决定气候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炒作＂气候变化＂的目的是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挥舞大棒,确保其能源安全和世界霸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学家间的争论发展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焦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变成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和发展权益的争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认清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从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的意义

气候变化的本质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引起的,但是受影响和伤害最大的却是世界上的弱势群体,气候变化对世界上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言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特征决定了必须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理解。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国家在减排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伦理维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     

“他者”与气候变化问题伦理学的基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各种政治较量和利益权衡中正逐步遮蔽其深层次伦理关切,导致了各种决策、理论的功利性和盲目性。作为＂他者＂的伦理关系始终没有出现。梳理西方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传统和现代＂他者＂思想,将为理解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思想渊源,探讨当今气候变化问题涉及的伦理学问题提供基本线索。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正义探析

享受工业化以及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益处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些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大的人,气候变化利益与负担的不公平分配正是全球正义的关注范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肇因是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因此,发达国家对解决气候变化负有特殊的义务,这种特殊义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使全球气候正义成为可能,发达国家就必须放弃＂以邻为壑＂的固有观念,将分配正义的共同体扩展到全球范围,建立全球正义共同体。     

论中国低碳城市的发展道路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方式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下,中国应把低碳—生态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并以能源低碳化、生产低碳化、建筑低碳化和交通低碳化等为重点,推动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低碳转型的背景与途径——从哥本哈根会议说起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当今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科学认知的深化和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升温,低碳转型被提上国际和国内议事日程。然而,哥本哈根会议给我们的启示是：世界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不仅关乎保护全球气候,更涉及国家发展权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只能通过发展来应对气候变化,不可能也不应该约束发展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经济要低碳,低碳也必须经济可行。因而,低碳途径的选择需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实现全球绿色气候的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问题是国际气候制度领域一个崭新的重要议题,它直接决定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切实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能力和程度。用法律手段保障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我国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的必然选择。我国应当以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的国际法依据为基础,结合我国相关能力建设的基本国情及其法律保障的现状,尽快构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气候的变化与我们的应对

近年来许多基于观测站资料的研究发现,半个世纪以来青藏高原发生了明显的气候变暖现象,该地区受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的影响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大。气候变化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要通过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和大力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等手段,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适应性问题对我国环境法律的挑战

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主要立足点的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关注,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还未被给予足够的关注,更不用谈气候变化适应性对环境法律的影响和挑战。我国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政策是以减缓为导向的,有关适应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还很少。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性、不可逆转性和空间时间上的广泛性,对环境政策与法律的假定基础、环境法律目的和现行环境管理体制等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当务之急在于弄清气候变化与传统环境问题的本质区别,气候变化问题纳入现行环境法律的可行性等。     

中国节能减排：征税还是部门总量控制与交易

目前,中国的节能减排面临艰巨的任务。近来,有关碳税的讨论广受关注。从理论上来看,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节能减排的最优路径。但在中国目前的特殊体制和宏观经济形势下,征收碳税须慎之又慎。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好碳税的减排效果、碳税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税负转嫁、税收中性等问题后再考虑开征碳税。对碳税要展开进一步研究,要对2012年开征的时间表进行重新修正。同时,要把重点对准碳交易,花大力气去研究、探索、建立中国的碳交易体系。     

A comment on ‘Climate change: Social workers’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to policy debates and interventions'

Peeters J. A comment on ‘Climate change: Social workers’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to policy debates and interventions' In this commenting article, I present several critical remarks about Lena Dominelli's contribution to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1 In my view, her article lacks thre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First, I argue that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addressed as part of a broader, fundamental challenge: the transition of the growth‐based economic system upon which our society is built. Second, within a context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injustice,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nevitably requires a dimension of social struggle. Third and lastly, I emphasise social work's role in challenging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that bring about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条件下海洋环境治理的跨制度合作机制可能性研究

气候变化给全球福利带来的负面冲击日益显现且有恶化之势。海洋对气候的调节作用促使人们深度挖掘海洋治理对人类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功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气候变化与海洋治理的制度沟通架起了桥梁,在气候变化的巨大冲击下海洋治理应当走跨制度合作之路。     

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同WTO原则的冲突——理论与实证分析

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在GATT/WTO法律层面持续引起学者们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激烈争论。而气候变化博弈中,WTO成员方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单边措施,可能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和其他若干规则。对从未做出碳减排承诺的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可能违反SCM协定,TRIPs协定很难成功适用于气候友好型技术的转让与应用之中,这都是气候变化下WTO争端问题凸显的主因。本文通过探讨碳关税等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与WTO的一致性,对GATT/WTO关于贸易与环境的争端解决案例进行解读,探寻气候变化下WTO争端解决的未来走向,对我国频发的贸易摩擦提出应对策略。     

气候变化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展望及气候变化科技工作

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对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办法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对CO2的吸收及CO2的收集和储存。在没有显著的技术发展和进步的条件下,减排温室气体必将影响一个国家的能源、经济和社会发展。我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气候变化研究工作,如气候变化政策、气候变化科学、减排温室气体技术（能源、工业、农业和林业技术）、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研究等,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大支撑。     

超越国家利己主义：气候变化与生态价值观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主权国家过多关心国家利益,极少关注相关的道德义务,造成了利益与道德严重失衡的现象。事实证明,主权国家之间缺乏道德基础的利益纷争只会使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必须促进各主权国家形成基本的道德共识,世界气候大会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才会得到自觉而有效的实施。就目前的国际社会而言,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超越国家利己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政府。生态价值观的培育与普及有利于超越国家利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