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的传衣说及其价值

《历代法宝记》(下简称《法宝记》)是清末在敦煌发现的一部佛教禅宗文献,因其记载了别具特色的“净众·保唐”一系禅宗的历史及有关问题,备受学者注意。国内外学者对其籍校录、研究者不少,且有许多成果问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以笔者浅见,对《法宝记》的史料价值不能估计过高,引用此籍,应以慎重为好。这里,我们从《历代法宝记》的传衣说入手,提出一些问题,请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法宝记》从第二大段开始,即转引《付法藏经》,叙述了释迦灭度之后,自摩诃迦叶开始,至于师子比丘的二十四代传法世系。不同的是:其在上述二十四代的基础上,又加进了五代,建立了与《景德传灯录》等禅宗正统谱系楷定的“西天二十八祖”稍异的“西天二十九祖”的法统说。《付法藏经》所说的二十四祖是:1摩诃迦叶、2     

略谈唐宋时期长安南郊的园林景观——读张礼《游城南记》

宋人张礼的《游城南记》一书是记载长安景物的专著。本文根据该书所提供的资料,对唐宋时期长安南郊的园林景观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有关完颜宗弼(兀术)生平和评价的几个问题

完颜宗弼即兀术,是宋金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金史》的疏略、文字资料的缺乏,以及史料记载中的谬误,遂使这一重要人物的生平事历至今尚存在多处歧异;对其评价不尽相同,则在其次。这表明了我们在宋金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亟须改变。本文所考求探索的,即其中几个主要问题,愿以此就正于宋金史学界。一、兀术是否为“四太子”的问题在宋人史籍中,在后世演说宋金史事的小说戏文中,兀术一直被称为“四太子”,这似乎早成定论,没有人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辨疑

世传章悖所言“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一语,并不见于宋人所记的有关原始史料,仅出自元人所修《宋史·徽宗纪》之“赞”语.明人《宋史纪事本末》最早将此语及其关联史事演绎为历史场景,后被清人《续资治通鉴》所沿袭并固化为史料,使得相关观念一直流传至今,体现了史家对史料文本主动改造以适应道德化史观的历史轨迹.     

记纪神话中的日本政治意识初探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都是“以后代之意,记上代之事”的日本古典史书。两部著作的神代卷极为相似,多以神话代史。从两部著作的成书,到天神敕语的政治效力,再到神武天皇的建国精神,记纪神话都表现出强烈的时代使命与政治思想。在后世传承中,为日本的思想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对记纪神话中的日本政治意识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神国”国体观念的思想根源。     

《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

＂孔子删《诗》＂由司马迁提出,《毛诗正义》开始置疑,后世多有论说。《正义》总体赞成此说,但又认为孔子之前已有亡诗、今本《毛诗》部分篇目由太师及国史编定,古诗非皆由孔子删编。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正义》延续前代成说、根据事实立论、反对司马迁等。它在唐代仍能被普遍接受,则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时孔子地位下降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宋人“和陶《辞》”考

“陶《辞》”在北宋最先受到欧阳修、苏轼的推重,苏轼谪海南后作《归去来兮辞》追和陶作,并致函命苏辙和作,因苏辙时当谴谪而未果。苏轼去世后,苏辙为表达对苏轼的纪念,发起了约请“和陶《辞》”的活动,同时参与者有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士人。尽管和陶《辞》之举受到晁说之、王若虚等人的批评,这一行为仍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通过对宋人“和陶《辞》”的系统梳理,可以探究诸人和作的动因,分析和作对原作辞境的点染与开拓,亦可见部分和陶《辞》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从小说到文史——宋代书目中诗话的归属与位置变迁

诗话类著作产生于宋代,在袁本《郡斋读书志》中,诗话被著录于小说类中间,显示出其"话"的小说特点,至姚应绩重编衢本《郡斋读书志》将其移置小说类之末,说明编者已注意到诗话著作与小说的区别。郑樵《通志·艺文略》最早将诗话移置文史类,确立了其文学评论的属性,尤袤《遂初堂书目》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同。《宋史·艺文志》则将诗话类著作分置小说类与文史类,引起后人对于诗话多种属性的讨论。查其实际,是《宋史·艺文志》因于《中兴国史艺文志》,后者采用了两种著录标准,揭示出诗话与小说的驳杂联系,也表现出宋人对于诗话属性的探讨与质疑。     

论《吕氏家塾读诗记》诗史互证的经学特点及其成因——兼论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

《吕氏家塾读诗记》以诗史互证为治经方法,注重以史解诗,借史论阐明诗旨,将史料与诗篇相对证,以诗篇明辩史料之误,从而形成了详审精切的学术特点。但同时吕氏也因过于信赖《诗序》而指摘史料与诗篇不合,质疑甚至误读史料。《吕氏家塾读诗记》这一经学特点的形成,既有汉儒经学传统、二程学术理路以及家学渊源的影响,也深受婺学尊古重史的学术传统影响。以吕祖谦为首的婺州学人承袭并发展了传统诗学,成为平衡宋代诗学的另一股力量,使之不致因一味疑经改经而走向极端,同时为后世《诗经》研究的全面发展存续了生机。     

从《性自命出》到《文心雕龙》:“文起于情”的文源说

《文心雕龙》的文学起源说是“文起于情”.这种说法与保留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古人对于性、气、情等范畴的传统理解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在《性自命出》中初露端倪,自此之后,虽历经辗转,却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只不过在更多的时候,它被笼罩在乐论当中.出乐而入诗的代表是《毛诗序》,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认识的是陆机之《文赋》,至《文心雕龙》而集其大成.     

“唐尚法“论质疑

在中国书法史上 ,“唐尚法”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冯班的《钝吟书要》 ,他说 :“结字 ,晋人用理 ,唐人用法 ,宋人用意。”① 梁因袭之而略加改变 ,“晋尚韵 ,唐尚法 ,宋尚意 ,元明尚态。”② 由指结字的原则推而广之变为指一个时代的书法风尚。近现代论书者皆引用梁的说法 ,久而久之 ,几成定论。然而 ,每一概念、观点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文化背景和内涵 ,如果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使用 ,就会造成理论上的偏颇和混乱。笔者以为 ,“唐尚法”这一概念的使用正是如此。因此 ,有详加明辨的必要。一冯班云 :“结字 ,晋人用理 ,唐人用法 ,宋人尚意…     

秋瑾生年质疑

秋瑾牺牲于一九○七年农历六月初六日,这是无疑的。但是卒年究竟是几岁,至今传说不一。最早一个说秋瑾卒年三十三岁的,是她的挚友石门徐自华(寄尘)。但是她的说法并无稽考。据徐自华的《炉边琐忆》中提到:“璿卿之足岁未能确记,按其嫂氏言,当长余一岁。”可见她说的卒时“年仅三十有三”,亦未能确凿。“三十三”的由来,有一段故事。据当时报章披露,秋瑾的家人提到一九○五年秋瑾第一次从日本回国,曾回故乡绍兴。其嫂(秋(纟来)绩的妻子)为她算过一个命,说是“三十三是个大关,过了此关,必有富贵”。秋宗章也曾提及此事。实际上,“三十三,乱刀斩”,是命相术中一个公式,并不新鲜。秋宗章是秋瑾的弟弟,秋瑾牺牲时,犹未成年,对童年时的事情,大半听家人转述,他的追忆,似难依据。陶成章的《秋瑾传》,说她卒年是三十一岁,亦是一般类推,因为他也不相信“三十三”的说法。最可靠的是清廷绍兴府《大通学堂党案全卷》中的一份判决书,写着“王秋氏,大通学堂教员,二十九岁”。判决书不需要更改年岁,何况秋瑾的兄嫂都在当地,当不致有误。曾     

也谈童养媳——对《童养媳考略》一文的补正

读了《社会》1983年第一期的《童养媳考略》一文,感到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补正。一、关于童养媳的含义,正如《考略》所说的,是“领养人家的小女孩做儿媳妇,等儿子长大后与之结婚。”无疑地,童养媳习俗是父母包办下的早(定)婚现象。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旧俗于童幼之时、襁褓之中就轻许婚姻的早婚、童婚现象。它的最主要特点是具有领养关系,未成年的女孩子定婚后,就要到男家,由男家“抚养”长大再成婚。故《考略》所引述的山东省商河县(文中误为高河县)一些地方存在所谓“娃娃亲”、“小合亲”的问题:“有的孩子才十一二岁,甚至才六七岁,父母就给订了婚”(见《大众日报》1982.5.11),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父母包办的早(定)婚陋习,不能作为“领童养媳旧俗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又有所回潮”的例证。二、童养媳习俗最早可溯源于古代的媵制。嫡女出嫁,以其侄娣从行。这从嫁的侄娣中,就有未成年的女子,养于男家,待成年后成为男子的小老婆。但这和后世的童养媳习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意象批评模式研究

意象批评是指我国古代文论中特有的一种批评模式,这种批评模式以介于具体艺术形象与抽象概念之间的意象来表达批评观念。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意象批评理论给读者的印象是意象融感性形象与抽象概念于一体,既有抽象的理论概括,又蕴含着理论家生命体验的痕迹,使理论的构建彰显出生命的色彩,充满灵动之气,引起读者对生活和生命无限的感慨。生命之树常青,理论并不总是灰色的。     

《长安志》所载始平原相关问题考

《长安志》所载的始平原在历史上名称众多，较为著名的别称有“毕原”“五陵原”“咸阳原”等。由《三秦记》《西京杂记》等古籍的记载来看，北芒岩多与“葬地”关系密切，“北芒”的最初得名应该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与相隔渭水南北对望的“南山芒谷”、发源于南山向北注入渭河的“芒水”是一个大的地理单元。然而“北芒”后又被讹称为“北邙”,这是“芒”“邙”同音，北芒岩本身又多帝王将相陵墓的原因所致。何武和王嘉的墓应该是相互毗邻的，《长安志》中有关何武墓、王嘉冢的位置记载有误，应该是后世版本流传中抄刻失误。     

惠栋易学的气论哲学向度——兼议《易微言》是否影响过戴震思想之争

清儒惠栋平生对汉代象数易学进行全面梳理考掘,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他在哲学义理方面无所成就。通过爬梳惠栋有关著作中的思想,可见他在接受汉易卦气说的同时,亦以汉儒“以气为元”的本体观念为哲学向度,并立足于此反思宋学的“天理”说,其义理观点非常明确且颇具特色。钱穆曾提出惠栋的《易微言》影响戴震思想之形成,此说迄今仍有争议。通过辨析二家著作体例和义理思考指向的相似性,及戴震本人思想转向的时间线索,乃至惠栋和戴震在气论哲学取向上的一致性,可证此说应能被谨慎接受。     

明中叶“奢能致富”的经济思想

明中叶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少人士为之哀叹、耽心。这时,有一支异军突起,认为“奢能致富”。这一“异端”思潮的出现,在一贯以俭朴为美德的中国,必遭众人反对。于是两种思潮斗争十分激烈。根据文献记载,明代嘉、隆、万是一个社会风尚大转变时期,嘉靖以前还是比较淳朴的,隆庆,尤其是万历以后,则日趋奢侈。据《沃史》记:“当成、弘间,闾阎殷富尚俭啬,男妇蓄积,女勤机杼,诸生少事长若严师,即缙绅亦务恭谨,庭无私谒。延至嘉、隆而变,至今日(万历)而变极矣。”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一带更竞相奢侈,仿效苏杭器物服饰,“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恭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而四方恭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农书》作者马一龙曾邀集八十岁上下的二十四     

作为“父亲”的李敖

这是李敖第二次来到大陆,带着他即将进入北京大学的18岁的儿子李戡。与以往锋芒毕露、四面出击的李敖不同,作为父亲出现的李敖显得脉脉温情,在嬉笑怒骂间也不会忘记向大家推荐自己的儿子李戡和他的新书《李戡戡乱记》。在接受媒体专访时,75岁的李敖说,“我希望我继续李敖”。     

舞台上的诗人——于是之先生旧影

2013年1月20日,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仙逝,享年86岁。于是之1927年出生于河北唐山,后迁至北京。他曾幻想成为画家,画石膏,画静物,写生风景;也曾幻想成为专攻文字声韵或是研究法语的知识分子,遂了当学者的心愿,但在命运的拨弄下,他最终做了演员。在话剧舞台上,他塑造了29个经典角色,《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茶馆》里的王掌柜、《骆驼祥子》里的老马等。"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     

韩邦奇对张载“性道”论的继承与推阐

韩邦奇指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他承接张载思想,在＂性道一物＂的基础上辨析了＂性＂、＂道＂两者＂存之于心＂和＂发之于外＂、＂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特性,提出＂形而上之谓‘道’,气而上之谓‘性’＂的命题,且辨析了张载哲学中之＂太和＂、＂太极＂、＂太虚＂与＂道＂、＂性＂、＂气＂彼此相应的基本内涵。其＂循环渐变＂的演化论、注重＂眼前造化之实＂的认识论和注重《东铭》的修养论,是张载美学崇实学风的时代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