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与高教强省建设——“2011建设高教强省：综合改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提高质量：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之核心任务;全局性与综合性：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之途径选择;文化改造：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之国际化;分类发展：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之特色办学;大学章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之内部治理;创新人才：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之人才培养模式。这是＂2011建设高教强省：综合改革＂学术研讨会关注的六大问题。     

合作型政府：省以下财政体制视角

本文基于省以下财政体制视角,提炼出中国纵向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合作型政府的命题。省以下财政体制是政府间基础性制度体系,它们推动政府间就提供公共产品、发展经济、共担风险方面展开合作：在财政支出体制方面,共同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推动政府间共同承担公共事务;在财政收入体制方面,税收分享机制推动政府间就发展经济展开合作;通过税收分享和支出责任划分,可以形成政府间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分担机制。合作型政府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揭示我国纵向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本质,也为下一步政府间各项制度改革提供了指导。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高教强省建设的行动逻辑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教强省建设具有内在的逻辑耦合关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教强省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内在动力。目前,省级高等教育治理仍然面临统筹欠缺、结构固化、线性思维定式、效果欠佳等困境。加强高教强省建设,系统提升省级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路径包括：推进依法治理,加强省级政府统筹的顶层设计;强化主体参与,完善治理体系;转变治理思维,创新治理方式;深化评价改革,推进智慧治理。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研究

刘永高(南京气象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撰文认为,我国地方政府体制的创新,只是地方政府的主动性还不够,必须与上端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依照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地方政府体制的创新.     

江苏率先建成高教强省的思路与对策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二是建设若干高等教育强省。江苏省作为在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先的省份,应该率先在全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省。为此,新世纪的江苏省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应该是调结构、强内涵、保质量、上水平。     

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机制创新:模式与途径——基于河北省的研究

河北省在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制机制创新上有两种显著模式:市级的石家庄模式和县级的涉县模式。两种模式有各自的特征,适用于不同情况。欲探索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创新途径,须借助于一定理论。组织协调理论、机制结构理论和责任追溯理论能够从不同侧面阐释政府监管的原则和要求,是探索监管体制机制创新途径的理论根据。河北省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在体制机制上创新的基本途径有:省、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分别以石家庄模式和涉县模式为基本参照;增强综合协调机构食安委和食安办的控制力和权威性;完善横向监管机制,做到无罅隙监管;改革政府绩效评价机制,增加食品安全之权重;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以及充分利用信息机制和市场机制等。     

以科研体制机制创新推进高水平地方社科院建设

我国地方社会科学院从设立至今已经有30年的历史,现已成为服务地方党委、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智囊团"和"思想库",堪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支中坚力量。目前我国地方社科院正在走向一条以"智库"建设为目标定位,推动学科建设、选人用人、课题管理全方位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之路,以期推动全面发展。     

探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西部高校投入机制

高等教育投入机制是指在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中,各投资主体在筹措高等教育经费过程中所采取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方式,即组织运行方式,“机制”不同于“体制”,机制是一种动态的运行过程,而体制则是一种静态的模式。高等教育投入机制一般由主体投入机制、动力机制、吸纳机制和保障机制等几个有机部分组成。本文就此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探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高等教育投入机制问题。     

体制机制创新与改革成本支付--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制论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是体制机制创新,核心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改革成本支付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改革成本筹措是体制机制创新的中心环节.改革成本包括体制转换成本和国有企业改制成本两大部分.这些改革成本通过"买入"型的改革方式,将国企的政府职能、社会职能进行"回购"支付的,由此建立了体制机制创新与改革成本支付的理论框架,并运用黑龙江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经验,据证了改革成本支付与体制机制互为因果关系.     

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体制缺陷与创新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财政的公共受益性不强、行政管理事业费用增长过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层级过多、农民消费主体参与表达机制不建全、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和管理薄弱。对此,通过强化公共财政的公共受益性、压缩行政管理层级和规模、深化国有垄断性行业企业改革、开辟多样式的公共产品供给渠道、构建政府与村民互动协调机制以及完善公共产品供给监管机制等体制创新,促进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地方高校服务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明确自身使命,发挥独特优势,积极为农村文化建设服务,是发挥地方高校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培育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大多数地方高校在如何服务农村文化建设方面却反应比较迟缓,取得的成绩也很有限,为今之计,迫切需要地方高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创新服务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协调学校、农村、政府间的关系,整合各种资源,增强自身辐射农村的功能,提高服务农村文化建设的能力,最终,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体制创新中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进程

垄断行业是体制改革相对缓慢、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行业,也是效率不高而又有损公平的行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个对象。在垄断行业的发展上,存在着提高价格还是放宽准入两种不同的方向。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应该积极推进以放宽准入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而不是提高价格。具体的改革包括四个层次:放宽准入、引进新资本;对网络运营业务进行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把垄断行业改革与政府改革结合起来;建立科学规范的监督机制。     

公平视野中的广东高等教育公共财政体制探析

要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与效率,完善广东高考教育财政体系,必须进一步拓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渠道,明确政府提供资金的范围,转变政府资助方式,规范高校的财务收支行为。     

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体制与机制问题研究

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体制与机制是关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立法权载体、立法权运行等方面的体系、制度和规则。目前,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权事项划分不清晰、多元主体参与的保障机制不完善、立法权运行的程序设计不合理等方面。要从明确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保障机制,进一步优化立法程序等方面完善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体制与机制。     

审慎推进财政分权体制

中国法律规定由中央政府集中控制国家税基和税率结构,而改革开放的进程实际上推动了财政分权的发展,尤其是支出责任的下放,同时也分散了中央对政府收入的控制。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并未被真正赋予税收权力和支出自主权。在此背景下,考虑中国的经济条件是否适于全面推行财政分权体制,或推行该体制还需一定时间,是十分必要的。     

浅谈市管县体制的困境、变迁、创新

建国后,特别是1982年后,中国地方实行了市管县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正在进行省管县体制的改革,但实际中省管县改革面临了很大的阻力;本人认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模式,先实行市县分治,再实行市乡或者市镇模式。     

日本产学合作模式、机制与绩效分析

日本产学合作模式的建立先后经历了从管制走向缓和,政策出台和体制机制规范化三个阶段。日本产学合作的主体机制、动力机制与协调机制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灵活有效。其产学合作取得了促进产学合作发展和产学合作实力增强以及大学专利申请数量不断扩大等多方面良好绩效。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的产学模式与机制对我国推进产学合作、建立国家创新体制与机制具有多方面重要启示:应从战略高度上重视产学合作;政府在产学合作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大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深化产学合作;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民族地区地方债务风险及其化解

我国民族地区地方债务风险主要包括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社会风险。研究表明,上述风险的成因既有体制因素、机制因素,也有政策因素,其中,体制因素和机制因素可视为民族地区地方债务风险产生的内在根源,政策因素则是近几年民族地区债务风险骤升的直接原因。据此,防范与化解民族地区地方债务风险的对策措施可以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分税制改革,切实增强民族地区财政实力;完善政绩考核机制与问责机制,消除民族地区地方领导干部的非理性投资冲动;赋予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发债权,促进地方债务透明化;规范民族地区融资平台运营管理,提升地方债务安全度。     

日本、香港高校内部横向权力分配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有横向权力和纵向权力:横向权力包括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纵向权力包括校级权力、院级权力和学系权力。学习和借鉴日本与香港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中权力配置的有益之处,对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意义重大。因此,深入研究日本、香港高校内部横向权力问题的成功经验,以期对充分发挥横向权力组织的作用,建立横向权力的合理分配模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等问题的研究,将对我国高校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