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维权背后的农民行动逻辑

本文通过对上访维权事件发起过程的解读,对农民行动的逻辑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发现,在维权行动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行动看似怪诞,却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村庄舆论在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派性村庄政治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得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派性意志使得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性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塑造及上访活动的回应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村庄内的派性政治衍生了上访事件,同时也构建了上访事件的再生产机制。     

农民道义型上访探析——基于实证角度分析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农民的上访行为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实地研究发现,在乡村社会农民道义型上访开始显现。对农民道义型上访做必要的学理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转型期农民的政治心态和把握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态,从而为实现乡村社会有序和政治稳定提供理论参考。     

浅析高校学生兼职维权体系之构建

目前,兼职已成为高校学生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掌握就业技巧,提升社会实践技能的重要方式。由于立法不健全及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大学生的兼职权益屡受侵犯。通过分析高校学生兼职权益受侵害现状及原因发现,要保护高校学生合法的兼职权益,就需要构建高校学生兼职维权体系。     

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调查分析

广东省每年吸纳的农民工数量在全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不容小视的力量。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过激式维权事件发生,这对广东省构建"和谐幸福广东"以及整个社会的维稳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采用问卷、案例和理论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制度框架等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背后的原因以达到为解决新生代维权困境的提供解决办法的目的。     

“失独者”维权行为的社会及心理分析

失独者群体是我国特殊时期——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时期的产物,其人数规模比较庞大,生存困境十分显著。近年来这一群体发生集体维权事件,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切。分析、理解失独者上访行为背后的社会与心理因素,将会帮助我们避免矛盾加剧,化解其内心冲突,更好地为这一人群提供社会与心理服务,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     

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在农民维权事件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抵抗的组织性、政治性研究也随之深化。在现实层面上,此种取向有其必要性。然而,抗争是一个过程,在复杂的抗争之前,往往存在着原始的、简单的、农民自发产生的抗争方式。这些抗争手段是过往经验在农民记忆中的映射,出于自卫的本能,如自发形成的打砸、拦路、跪拜等等。作为行动上的表达,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也显现了一定的效用,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形成极端抗争事件;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村民以过往经验躲避灾祸,重构他们对行为的认知和意义。原始抗争方式的实施包涵了抵抗、延续和反思。     

论我国农民环境权利保护的法律援助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仍然十分严重,农民在环境保护中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而处于双重弱势地位,即使其在司法活动中也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基于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的考虑,急需通过法律援助解决广大农民在环境污染侵害中所遇到的法律纠纷,保障农民环境权益。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现状急需环境污染受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嵌入,同时开展农村环境法律援助是提高农民环境维权能力、解决农民环境维权难题的必然要求。针对农民环境维权能力和行动劣势明显、立法规定不足、法律援助资源缺乏、环境法律援助案件的处理难度大等法律援助困境,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立法规定,加强援助机构设置,增加援助经费,加强宣传教育和司法队伍建设。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弱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拥有优势。在评述和借鉴农民维权抗争,特别是体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民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作为分析农民的维权抗争的基点,同时将关注焦点放在农民维权抗争的日常事件上,从而发现了农民的另一种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本研究论述了弱者所具有的隐性力量及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作为,即回答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从而对学界以往对弱者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修正。本文最后指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机制的研究对于社会管理与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半直接利益冲突":诠释农民上访行动的新视角——对豫东S村一起上访事件的解读

本文运用"讲故事"的叙述策略,研究和分析了一起新类型的农民上访事件.对于大多数参与此次上访的村民来说,其利益并未因修路受到损害,但他们仍具有一定的利益诉求,他们参与上访行动不具有主动性,很大程度上是在发泄情绪.笔者提出了"半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来分析此类农民上访行动,这是一种主动地诉求利益、而被动地表达的行动."半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既表明了农民权利意识的高涨,开始向政府亮出自己的身份,主动追逐自己的利益,又暴露出政府部门的不足、体制性的迟钝.     

浅析妇联在社工介入社区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以福州市妇联社区维权为例

现阶段福州市的社区妇女维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为妇女维权意识较强,愿意通过社区妇联维权并对其工作持肯定态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试图在目前＂妇联—社区＂联动的社区妇女维权模式中加入社工变量,弥补当前工作不足,打造＂妇联—社工—社区＂三方联动的创新型社区维权管理模式,并从社会管理创新角度探讨妇联在社区三方联动模式下如何发挥作用。     

浅析妇联在社工介入社区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以福州市妇联社区维权为例

现阶段福州市的社区妇女维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为妇女维权意识较强,愿意通过社区妇联维权并对其工作持肯定态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试图在目前"妇联—社区"联动的社区妇女维权模式中加入社工变量,弥补当前工作不足,打造"妇联—社工—社区"三方联动的创新型社区维权管理模式,并从社会管理创新角度探讨妇联在社区三方联动模式下如何发挥作用。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论工会对农民工劳资关系之协调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备受关注。农民工维权的道路异常艰辛,劳资冲突的形式复杂多样,双方博弈的结果令人堪忧。在寻求解决冲突的路径方面,工会组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工会作为农民工维权载体的可行性论证中,工会的内涵揭示其保护工人权益的本质,彰显其壮大工人维权的力量。深入剖析现代西方工会职能,在批判中借鉴,在发展中重构我国工会运行机制,相信我国工会组织在制度创新中一定会成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缓解劳资关系紧张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版权制度固有矛盾的调和研究 ——基于传播技术革新下美国唱片业维权的反思

人为的作品专有秩序同相对独立的作品传播之间的矛盾是版权制度的固有矛盾,传播技术革新则激化了这一固有矛盾.21世纪以来美国唱片业的维权历程表明仅依靠健全的版权制度已不足以维持作品专有秩序.为维护版权秩序、 维持版权制度的持续运作,需调和版权制度的固有矛盾.调和固有矛盾的出路在于保障权利顺利流转并为最有效利用者掌握,使合法的作品传播服务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压倒非法的作品传播行为.为保障权利流转,需在市场环境下处理版权与技术关系、 维权费用分担、 新旧版权产业竞争这三大问题.在中国,调和音乐作品版权保护固有矛盾的重点是以市场为基础,综合运用市场、 行政与立法手段解决维权费用分担问题.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

在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维权态度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同期群、务工资历、单位特征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同期群、法律认知水平、工作职位、单位性质等变量对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更换工作次数、维权经历评价、加入社团数量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变动不仅受单位及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亦受其情感、人力资本、社会阅历等内在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其中,基于文化程度、法律认知、工作职位等的维权能力,成为影响农民工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认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将对既有的劳工维权体系造成较大压力。     

论我国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在中国,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问题存在已久.为了建立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或是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第一时间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这一问题是影响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建立的不利因素之一,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最终可能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是维权程序复杂耗费时间长、维权举证难度大、维权费用投入大回报小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应通过适当地授予消费者协会和有关行政部门裁决权、指定维权程序的适用顺序、实施举证责任倒置、设立惩罚性赔偿等途径加以解决.     

中国南海维权与国际形象重塑

南海维权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的维护,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然而,由于中国在南海维权过程中的国际形象遭到曲解,中国南海维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这种挑战和压力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民间舆论基于大国尊严的需求与南海维权现况间的不平衡,二是东南亚地区其他南海争端方和美国等域外大国对中国南海维权行为的歪曲理解.因此,重塑和改善中国在南海维权过程中的国际形象,对缓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也势必将为南海维权创造新的有利环境.     

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路径分析

在我国劳动关系中,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往往受到侵犯或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但是,他们仍会因时因势以各种方式、按自己的理念采取维权行动,即根据自己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政策法规、社会支持和社会关注、自身社会资本等实际情况的认识或判断,采取最为可能达到行动目的的维权方式.劳动关系中的农民工维权行动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政府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应当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