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与《帝国国防方针》的相关性论考

从20世纪20年代"田中奏折"被揭露出来的那一刻起,围绕着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被历史演进验证了的"田中奏折",其文本的真伪之争却成了一桩历史悬案。"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一位"三朝元老",探究与田中有关的历史事件,只关注他出任首相的昭和年间显然是不全面的。通过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背景考察,基于对《田中义一相关文书》等文献的收集、整理,重点考证"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帝国国防方针》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与《帝国国防方针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谓"田中奏折"的主人公田中义一,是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提案人和《帝国国防方针案》撰稿人;《帝国国防方针》经过大正、昭和年间三次修订,是一个明确阐述了当时日本的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日本艺术美的主要形态

日本特殊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结构,产生相应的独特的艺术美的形态。首先,位居文化空间中心位置的文学,通过古代神话、历史传说、歌谣等口头文学,以及8世纪有文字记载后由皇室作为国史主持编纂的历史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最早的诗集《万叶集》等作品,开始萌发日本文学的“哀”的美理念。     

第二亚欧大陆桥——现代丝绸之路

一、对丝路意义的再认识 丝绸之路,中国古籍叫做大秦道。“大秦”为中国古代对欧州罗马帝国的称呼。大秦道即从长安或洛阳通往大秦帝国的国际商道。公元三世纪中国著名史书《三国志·魏书》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说的是通往大秦的商路叫做大秦道,有陆路、海路两条。五世纪称大秦道为拂林路。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中国称它拂林,拂林概系君士坦丁堡(BORG)的译     

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读《马克思的哲学历程》

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读《马克思的哲学历程》张正明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曾一度把理论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的研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这就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马克思晚年的＂跳越卡夫丁峡谷＂...     

论“太平洋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变化万千、扑朔迷离，各种大的力量都在寻找新的支点，设计新的战略，在众多的议论中，有关“太平洋时代”的说法格外引人注目，它得到了人们普遍看好的事实和趋势的有力支持。《论“太平洋时代”》一文对这一说法作了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考察，作者从基本概念溯源，考证了“文明重心西迁”的史实，着重分析了“太平洋纪元”出现的原因及意义，尤其是讨论了关于“太平洋时代”的几种设想及其背后隐藏的历史及政治文化背景之差异。     

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时代互文性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跻身于＂英国移民文学三剑客＂之列,足见其文学造诣和在当代英国文学中的地位。为他赢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长日留痕》,再现了一段英国往事,流露出浓烈的怀旧情感,表现出对历史的再审视、对绅士等传统观念的依恋,与当代英国的现实处境构成了反讽性互文关系,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帝国垂暮的感叹。综而观之,黑石一雄如此情结的展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其日裔背景在文学创作中的悄然流露,值得我们关注。     

章太炎的语言文化观与印度

印度历史、文化、社会及其进步人士的民族独立观和复兴思想,对章太炎社会革命学说和学术理念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章太炎依据自己在小学方面的特长,以印度文字为参照,对中国文字的发音、起源等问题进行考证、清理和净化,形成独立、完整的汉语言文字学系统,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实证支持。     

“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英文)

本文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间的关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史的角度,确立了“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三种主要民间理念,即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观,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民间观。这三种民间理念在不同历史情境和不同作家创作中又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一是丰富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带来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二是意识到“民间”是新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三是为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总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紧密相连;从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应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现实与文本相联系、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原则。     

麻扎、信仰与反现代性——论刘亮程《凿空》中的边疆乡土叙事

刘亮程的《凿空》以地处南疆的阿不旦村为原点,从具有神圣意味的“麻扎”切入,在展现新疆日常生活的同时书写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仰和伊斯兰文明.作品使用“凿空”作为标题,意在重新观察和探讨今日南疆的现状,勾勒出该地区所面临的经济、文化、民族认同等多方面的冲击.其有关动物的大量书写反映了阿不旦村人由现代性所引发的焦虑感及作者对现代性的深切反思.《凿空》用悠长舒缓的抒情性文字,开启诸多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同时也开拓出边疆乡土叙事的新领域.     

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英文)

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是当下中国历史性实践所提出的重大思想课题。现代化的发展往往意指进入"现代文明"。而对这一文明的抽象理解却掩盖了其本质规定和历史性。中国的发展是在与西方不同的历史前提的基础上开展出来的,仅只部分地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其快速发展正日益凸显后者固有的历史界限。中国发展的现实前景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价值体系等的变革与重铸,从而不可避免地要求哲学的新形态。这一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自主的创造性融合,将积极地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论阿多诺的审美主体观与主体间性问题

阿多诺的审美主体观是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严重异化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这种审美主体观有着自身特定的美学内涵：1．诉求审美主体的批判否定功能;2．强调中介,自明审美主体的功能限度;3．偏重审美生产主体。阿多诺的审美主体观念提醒我们：当代美学建构不能迷恋“主体性关学”、“现象学本体论”或“主体间性关学”,尽管这种审美主体观仍是一种语言本身的虚构,它提供的只是抽象的主体,但它带给我们的理论想象是不能漠视的。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历史回顾、现状与前瞻

(接2012年第5期)五、中国社会福利时代与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前景2010年是中国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建设与社会福利元年,标志中国总体性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国家福利、儿童福利、家庭福利、妇女福利、残障福利、老年人福利、军人福利、社区福利和社会化福利时代来临,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     

科学发展观与人类存在方式的改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体现了一种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自觉,是在对现代历史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它既摒弃了对人类发展虚无主义式的否定,也扬弃了现代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发展主义同以“物”为尺度的异化发展道路,在以人为本、推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过程中探索构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实现人类存在方式的伟大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明确当代中国究竟应当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未来图景,而且其历史价值更加深刻地蕴涵在人类应当选择何种存在方式这一思想高度之上。     

“郑和模式”:现代海权构建的思考与启示

19世纪以来,备受西方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的马汉海权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剑与火”的海权战略一直影响着欧、美洲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国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意识或海洋意识,是一种与西方海权思想迥然不同的“郑和模式”.这种模式的“文明海权”是建立在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以传播中华文明和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基础之上的.故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也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应成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中的一种新思维.     

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研究在中国考察

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一直存在,然而,新时期以前,学术界更多的只是译介他的著作,相关研究却比较少,而且这些研究基本还带有政治的眼光,不能给予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新时期之后,由于摆脱了过去认识上的政治思维模式,人们对他的研究才算是真正有规模地展开。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异常丰富复杂,从“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总体研究”、“关于艺术起源问题探讨”、“对功利和审美问题的探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批评”等几个方面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始终围绕并且从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指导,他对艺术问题具有独特性的认识与主张。对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文艺思想做庸俗化、机械化的理解是错误的。     

秦俑真的是“郎”吗？——与刘九生先生商榷

《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一文的驳论篇——为什么兵马俑不是兵的论据是苍白无力,空洞乏味,是站不住脚的;其立论篇——秦俑为什么是“郎”,更是缺乏理论根据,其对郎系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界定,将卫尉、中尉、太仆、奉常等都认定为“郎”是不正确的。对于四个俑坑的对应关系及为什么如此对应,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所以,将秦兵俑简单的定位为郎系统是不恰当的。对俑坑的性质仍需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试论当代京味儿文学的美学特征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京味儿文学,被一群外乡作家建构为一个理想的精神故乡,舍利取义成为核心道德化的城市品格,但在商品化社会冲击下又掩饰不住对这种文化理想衰败的担忧;90年代新京味儿的美学特征主要是自王朔兴起,被冯小刚贺岁片借重成为关键特征的"调侃",将新京味儿的体验方式和独特视角固定下来;叶广芩的宫廷京味儿元素的复出,又在历史想象的还原上为京味儿文化开拓了审美空间。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书写的中国历史大舞台

高建群封笔小说《统万城》以沙漠中筑造的“童话之城”为起点，再现匈奴这一“消失”民族的时空场景，再现了他们在欧亚大陆草原爆发出的最后一声雄浑呐喊。小说立体书写男性和女性，复活了十六国时期“悲剧中的悲剧”。从文学地理角度来看该小说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历史不仅是农耕民族书写的“我者”历史，也不仅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长城内外皆是故乡，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塑造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英文)

“历史的终结”是对现实的社会历史依照资本的固有逻辑和文化逻辑做出的主观设定,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中获取灵感。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得出了市民社会必然被克服的逻辑结论。而克服市民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超越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过程。作为发展过程的“两次飞跃”,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在典型意义上使得全部历史被合乎逻辑地分成“三个阶段”：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个阶段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具有内在关联。三大形态理论着眼于人的发展状况与解放程度,决定了人类解放理论同时还兼有社会形态的意义,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实际是同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历史定位中,中华民族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寻求人类解放的一种方式,将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巨大变迁创造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