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别诗观照盛唐社会

盛唐诗坛虽然流派众多,然撇开各类题材诗歌的创作成就孰高孰低不论,仅就诗作对时代的反映面而言,冠者则非送别诗莫属,它折射时代人文风尚;唐人受魏晋名士的影响而把酒的地位捧得更高,诗酒之缘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文风尚,以酒饯别,借酒浇愁并表达对朋友的深情厚谊在盛唐文人中蔚然成风,它揭示时代社会现实;不少盛唐送别诗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军事状况、科举文化制度和睦邻友好关系,它体现时代文化思潮.盛唐社会文化形态开放活跃,儒道佛思想并存且相互渗透,绝大部分诗人的思想均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倾向,这一特点也体现在盛唐送别诗的思想内涵中.     

论盛唐送别诗酒意象的突破

送别诗源于《诗经》,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第一次大的发展,到唐代时又一次迎来全面繁荣。在这一过程中,“酒”也逐渐发展成为送别诗的主要意象。本文试以“酒”作为切入点,以盛唐送别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前代送别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酒意象在盛唐送别诗中实现了三大突破(数量上的突破、内容上的突破、意境上的开拓),成为送别诗的核心意象,对后世送别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突破,既与酒文化的发展和风俗的变迁密切相关,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谈《聊斋志异》中对酒的描写

我国酒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华民族文化史的发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自从酒问世以来,便成为人们艺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历代诗人和作家,借酒抒怀兴叹者,不计其数。三国的曹操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唐代诗人杜甫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借酒表达了对诗友李白的怀念之情;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句,更是把离别情绪用酒作了淋漓的表达,使诗人感情充沛地抒发为人之情、为己之情、为国之情。所以,酒是诗人的乳汁。由于酒兴,才引发了诗人的诗兴,因此,可以说无酒便无诗了。酒写入诗,是酒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一种应用价值的反映。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酒是文化中的一种形态。     

以酒论诗——对李白诗风的解析

诗与酒,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最具民族特色的孪生子。盛唐时期 ,中国更是诗酒结合的狂热世界。酒因其口感热辣、味道醇厚、令人迷狂的特性而成为一代诗豪的兴奋剂 ,催生了无数脍炙人口的酒诗。李白则更将酒与诗的关系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诗风也因酒的参与而显得更为豪放、悲壮与飘逸     

陶渊明“嗜酒”的原因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酒诗的文人,可以说他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在陶渊明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陶渊明嗜酒,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社会之风;(2)世道乱世、黑暗,借酒寄情;(3)人生坎坷,借酒寻求精神寄托。     

陶渊明“嗜酒”的原因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酒诗的文人,可以说他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在陶渊明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陶渊明嗜酒,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社会之风;（2）世道乱世、黑暗,借酒寄情;（3）人生坎坷,借酒寻求精神寄托。     

刘伶与酒——刘伶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魏晋名士里,刘伶以酒为名,他的饮酒不仅仅是为饮而饮,或者说他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酒徒＂,他在酒里体味老庄的境界,在他的文章里描绘自己酒后所体味到的玄境,实际上是在借酒入玄,在酒醉的时候,寻找现实里无法找到的＂自然＂。     

乱世之低吟 盛世之战歌——魏晋田园诗与盛唐边塞诗之比较

从时代、诗人、诗风等视角对魏晋“田园诗”和盛唐“边塞诗”进行了比较,认为田园诗是魏晋“乱离之世”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儒士无奈的悄声低吟,边塞诗是唐代“开元盛世”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战士”高亢的战歌;前者是苟身全性的消极逃遁而后者是百折不挠的积极进取,是盛唐精神的典型体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酒中有深味 欲辨已忘言——品陶渊明涉酒诗之“味”

陶渊明涉酒诗有着独特的内容和特点。通过梳理和剖析,体会到其涉酒诗之“味”十分丰富：从表层观察,是酸辣苦甜之味的体现;从深层审视,它是人情味、政治味、社会味的反映。陶渊明在其涉酒诗中寄酒为迹,诗酒交融,诠释了酒与诗歌、酒与生活、酒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诗酒风流--试论酒与酒文化精神对唐诗的影响

唐诗中有 6 0 0 0多首咏酒及与酒有关的诗 ,酒中或酒后创作的诗数量更多。酒是促进唐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在唐诗中有充分的体现。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有两个层面 ,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 ,一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诗与酒也有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酒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及唐代诗人的心态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从阮籍到陶潜——晋人饮酒风气之演变

有晋一朝,从阮籍到陶潜,士人饮酒蔚为风气。随着时代的推移,士人饮酒的实质亦有所改变。简言之,魏晋之交,士人饮酒以避祸;西晋及东晋初期,士人饮酒以求名;东晋中后期,士人饮酒以达生。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     

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阅微草堂笔记>艺术谈

多年来,学术界对曾风行文坛的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的评论有所偏颇.其实,根据作者本人及同时代学者的有关论述,并结合该书深入研讨,纪晓岚在艺术上是故意不走唐宋传奇小说的道路,而刻意模仿魏晋笔记小说"粗陈梗概"的面貌,忠实地继承魏晋志怪的质朴简淡的风格的.因此,<阅微草堂笔记>并非"结构松散粗糙,人物形象苍白呆滞"的作品,而是清代拟魏晋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的高峰.     

论五凉学术的渊源和特征

东汉末年 ,随着私人讲学盛行及魏、西晋统治中心河洛地区的玄学流行 ,河西五郡及与之毗邻的关陇地区成为汉代章句之学的重镇。但在西晋末年 ,由于外来学者的涌入和外出凉州士人的归来 ,凉州学术逐渐失去其地方特色 ,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五凉学术与西晋有前后承继关系 ,体现出魏晋学术的总体风貌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从文采风流和情采风流到自然风流和尽得风流--论魏晋文学的审美自觉与唐代文学的理论构建

风流是一个经过了魏晋文学的审美自觉孕育与唐代文学的理论构建的包蕴极广的美学范畴。魏晋文采风流和情采风流的审美自觉到唐代杜甫祖述文采风流、皎然标举自然风流、司空图揭橥尽得风流,从而完成了诗学范畴的理论构建。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四阶段发展的判定及特征分析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税制.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迥异于其他农业税制的诸多特点和较长时段之实行,而且还在于它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我国农业税制产生过重大影响.根据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发展大致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汉魏之际的发端、魏晋时期的初步形成、南北朝及隋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成熟与崩溃的两大变奏.     

上巳节俗演变的文学轨迹

上巳节是我国古代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的节日。它起源于春秋 ,兴盛于魏晋 ,至宋代以后逐渐衰落 ,但它的民俗习惯在许多诗文中保存了下来。文章试图从古代诗文的记载中勾勒出这一节日的民俗盛况。春秋时期它是人们去邪去秽、男女交游的好时节 ;魏晋时人们在这一天郊游宴饮作诗 ,由于皇帝的参与 ,民间习俗也上升为皇家礼俗 ;南北朝时则增加了骑射的内容 ,这些习惯一直传至唐代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