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礼学思想论略

为了探究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黄道周的礼学思想,详尽梳理其原始著述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并进行深入解读。分析认为,黄道周主张《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所以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而上学等层面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危机的学术合理性维度。     

论晚明黄道周礼秩重建的学术理路——基于“孝本”意识的礼学建构

晚明社会危机与心性之学的日益空疏导致了是时礼学研究热潮的出现。而黄道周的礼学研究建基于他的"孝本"意识之上。在他看来,"爱"、"敬"既是"孝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处于儒家道德教化之本源地位,又是重建"亲亲"、"尊尊"二系并重的儒家礼秩世界的实践路径。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孝经》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孝经》是专门论述儒家孝道、孝治思想的典籍,在儒家思想形成及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所塑造的“孝”文化是儒家道德教化思想史上崭新的一页。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孝经》中所阐述的孝道观,我们需要结合现实,提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以更好地发挥传统孝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     

中国古代孝道政治化述论

孝起源于上古先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其内涵本义经历了由敬神祭祖、祛祸除祟的功利性祈福向事亲养老、骨肉相亲的人道意义转化。春秋时期,孝在理论谱系上开始政治化并最终以战国时期《孝经》出现为标志,形成融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孝道形态观念。汉代以降,儒孝伦理被封建国家奉为施政圭臬,演化成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制度化行政措施,传统中国孝道文化,通过“孝治天下”的历史途径和历史实践,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意义。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论《孝经》中的“五等之孝”

在儒家经典《孝经》中,“孝”第一次被明确将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的孝。“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肯定,显露了伦理孝道与皇权政治的结合,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     

经学与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1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经学与汉代政治制…     

解析《孝经》与《孝论》孝亲观的差异

<孝经>论述了世俗之孝;<孝论>不仅论述世俗之孝,而且论述了出世之孝.<孝经>遵循礼的规范,主张孝有差等;<孝论>要求众生平等,主张孝无差等.<孝经>将孝从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主张"移忠于孝";<孝论>则把孝与戒结合起来,认为孝与戒为一体,主张"移孝于戒".<孝经>的孝侧重在确立人的立身之道,怎样才能显亲扬名;<孝论>的孝则侧重在告诉人们守身之道,怎样才不违戒,怎样才能积善.     

论《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

自东汉郑玄提出《春秋》为“大经”,《孝经》乃“大本”后,所谓《春秋》与《孝经》在汉代政治地位并重的看法,似乎便成了定论。其实,在汉代,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儒家各经典特别是《春秋》、《诗》、《孝经》、《礼》的政治地位,都有着微妙的差别和变化。本文即试图对此作一些探讨。     

《论语》《曾子》《孝经》三家论孝

作为儒家经典,《论语》、《曾子》、《孝经》虽然产自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有关孝的理论。作为孝的基本内容,"孝"、"忠"、"悌"的理论不仅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秩序、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从东晋朝政看《孝经》郑注地位上升的缘由

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角度,对《孝经》学史上题名为“郑氏注”的传本为何得到推崇并盛行的原因进行探讨.通过考察,发现东晋官方有意识地提升了《孝经》“郑氏注”这一传本的权威地位,《孝经》郑氏注的微言大义确实与东晋官方的政治诉求存在明显的共振.该结论对于解决《孝经》“郑氏注”是否即为汉末大儒郑玄所注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孝经》之“孝道”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及发展——以远藤隆吉的研究视角

《孝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公元513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去日本之后的事情。《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远藤隆吉著《孝経及东西洋の孝道》(《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探讨了《孝经》对“孝道”阐释与西洋文化对“孝道”阐释的异同、阐明了《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创造性转化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从远藤隆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孝经》对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容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徐复观对中国孝道思想的阐释及自我纠正

现代新儒学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然而对传统孝道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具有一定误解。徐复观对《孝经》成书的考证及其自我纠正,包含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史信息;但对《孝经》＂中于事君＂的批评,失之于简单化,没有真正揭示出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只有重新认识＂中于事君＂,才能充分了解孝道思想的历史价值,全面把握中国孝道的三层次,把孝的精神贯穿于家庭责任伦理、社会政治、人生价值的实现之中,开出中国孝道思想的新境界。     

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孙慎行《玄晏斋困思钞》的文本问题与晚明政治环境

孙慎行是晚明著名的士大夫,曾亲身经历明末党争与三大案,而他的儒学成就也被黄宗羲称赞为东林之学,泾阳导其源,景逸始入细,至先生而集其成矣。《玄晏斋困思钞》是孙慎行多年文钞的汇编。该书根据儒家四书经典的意旨表达了作者对明代经学的思考甚至是对晚明社会政治情况的反思与总结,是一部发挥意见的经部四书类书籍。本文从《困思钞》的文本问题出发,利用书中所收条目的时间序列,反映孙慎行在晚明政治环境中思想的变化及其对世态变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