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ngli Literary Style and Wang Anshi′s Study on the Book of Songs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清代《诗序》研究与《诗序》尊废之争

《诗序》尊废之争是清代《诗序》研究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在《诗序》的作者与时代问题上,清代学者表现出淡化作者而突出时代、忽略"所作"而强调"所传"的倾向。在《诗序》的性质与内容问题上,清代学者围绕"作诗之意"与"编诗之意"两个概念对《诗序》的性质进行了考察,对它到底是不是一部解释经典、体现圣人之意的著作作出了解答;围绕"著其世"与"白其意"两个方面对《诗序》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将之划分为历史阐释与价值阐释两个层面的内容,分别指向对历史之"真"的探寻与对价值之"善"的追求。这就极大程度地肯定了《诗序》的解经价值,对整个清代《诗序》研究的基调与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清代《诗序》研究的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诗序》尊废之争的简单延续,毋宁说是对《诗序》尊废之争的深刻检讨。     

伊藤仁斋与日本《诗经》学的转向

伊藤仁斋在日本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对于《诗经》学,他以其极富革新意义的独特理解,提出"《诗》道性情说"和"《诗》无定义说",标志着日本《诗经》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且这两大理论直接改变了江户初期(庆长至元禄)以来祖述《朱传》的《诗》学走向,开启了江户中期(元禄至宽政)《诗》学研究多元化的崭新局面。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诗经》与唐代国家教育

《诗经》在唐代不仅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中唐时期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出现了建立《诗》学博士的吁请,成为白居易等倡扬新乐府创作的理论支持,并伴同此期国学教育从通经向专经的学风转变,带动了长期沉寂的学术研究的复兴。讨论所及的诗序作者、编纂意义与诗句疏解三大问题也为宋代《诗经》学的变革开启了路径。唐代以国子监为主导的学校教育引导了唐代《诗经》学的发展。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     

《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写体例问题

清华简《芮良夫毖》开篇四十字系先秦"诗序"遗存,其诗学性质与《毛诗》"小序"相当,可以称为《芮良夫毖·小序》。序文的主要部分采撷或化用诗篇文句组织而成,其中对于诗篇的说解,不仅仅深入诗篇文本,而且对于诗篇的创作背景也有交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篇。这种书写特征在《毛诗序》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考较《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小序"的书写体例,讨论早期"诗序"的若干特点,对于先秦时期《诗》学传承的勾勒,乃至进一步探讨《毛诗序》的形成过程大有裨益。     

朱熹以地域文化解读“风诗”研究

朱熹在对《诗·国风》,即"风诗"的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地域文化学材料与方法,就"风诗"作品的背景、主题和艺术特色等进行解读,形成了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地域文化学在《诗》学中的运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的文本特色与学术价值

日本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抄本一卷,是目前已知王勃著作的最早写本。通过对该本抄写年代、性质归属的考辨,以及"武周新字"使用情况的细致调查,可以确定这是一个与国内通行本迥然不同却拥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优秀文本。从实证层面看,院本《诗序》是还原《王勃集》最初文本形态的重要线索,具有改变以往王勃作品中既定文学阐释的可能性,且《诗序》佚文可以补考王勃年谱未备之重要事迹。从理论层面看,院本《诗序》对于我们从文体学角度重新审视唐代集会赋诗场合产生的这类诗序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而王勃文学之东传经纬及其对日本汉文学的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秦代焚书对《诗》学传承的影响

《诗》是秦代焚书的重点对象,但秦代焚书并未对《诗》本产生毁灭性打击,《诗》本"以其讽诵"而得全。因焚书而毁灭的大多是战国时期的《诗》学著作,而非《诗》本。汉初学者凭记诵整理《诗》篇,至少经历了记忆、口授、成书三个环节,在每个环节都可能发生文本改变,并使《诗》学传承表现出时代特征。秦代焚书对文献典籍传承的影响尚属表层,对儒士思想意识的影响更加深刻。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周易程氏传》思想研究

先秦以后,中国历史上每一时期哲学的繁荣,都伴随着《周易》研究的兴盛。宋代庆历前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周易》的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周敦颐的《易通》,欧阳修的《易童子问》,横渠的易学,邵雍的先天学,王安石的《易说》等等,都勃兴于这一时期,开创了《易学》研究的新面貌。《周易程氏传》(简称《程易》)是这一时期研究易学的代表著作之一,对理学和以后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程易》凝结了二程特别是小程的毕生研究成果,展现了程颐的唯心主义然而又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北宋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和尖锐的矛盾。剖析《程易》,对于研究理学和北宋庆历以后至绍圣这一时期程颐思想的特点,都有重要的意义。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略论宋代庄学的“儒学化”倾向

在中国历代庄子学研究史上 ,两宋时期是很有特色的一段。本文打算就这一时期庄学研究中的主要思想倾向作一点初步探索。一两宋庄学研究真正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是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王安石和苏轼是这一新局面的开创者。两人都是习染道家学说、深嗜《老》《庄》的文坛领袖 ,以他们为核心先后形成的两个文人集团不仅积极参与了重新阐释《庄子》的工作 ,而且还把其主要学术观点贯彻到各自的著作中 ,形成了非常突出的庄学“儒学化”思潮。王安石深研《老》《庄》 ,写作《庄周》大概是在他长期任地方官的庆历、皇时期。像他此期所有以诸子为题…     

魏源《诗古微》研究现状述评

魏源的《诗古微》是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诗》学专著,学术界对其研究日趋深入,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四个方面：《诗古微》版本,魏源的治《诗》态度,魏源对诗旨、诗序的态度等问题以及对《诗古微》文学意义的阐释,它们对深入研究《诗古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略论《诗大序》的诗学理论及其影响

《诗大序》是毛诗首篇《关睢》前的序,是我国诗学发展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是对儒家诗论的经典性总结。一直以来,《诗大序》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在儒家诗学的发展中起着承前起后的作用,它论述了关于诗歌本质、诗歌功用等一系列重要的诗学问题,如吟咏情性的观念,诗与政通的思想,主文谲谏的意识,美刺论,六义说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