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非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思考

在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并存的复杂格局长期存在。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不居于社会主导地位，但是在开放的多元社会中，也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推动或抑制作用。必须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加强非主流意识形态管理，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论群体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建设的影响

群体意识形态指群体内部的成员所共同享有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理论学说、心理认知等的总称。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比,群体意识形态通常是一种非主流的或民间性的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群体意识形态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也经常不被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群体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群体意识形态既能够充当社会万能胶的作用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也能发挥其社会离心力的作用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还可以通过反映各种社会矛盾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自我认识与反思的工具。     

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整合

对大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把大学生培养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对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解构和重构,其目的是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整合,即达到对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但不能忽视非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两者应该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并不断发展的。     

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分化与整合

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十分活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深刻变迁引起意识形态分化的突出表现。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思潮,其不同价值取向不仅会引起相互间的整合矛盾,而且也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提出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既要创新理论观念,又要调整表现形式、拓宽传播途径,进而有效地实现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实践与基本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现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嬗变与创造性重构,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必须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坚决抵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不断夯实意识形态建设的物质基础,切实增强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对话能力.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研究

权威调查显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各阶层影响力的现状.要正确看待非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严重冲击.巩固和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必须在泛化和淡化之间把握好度.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各阶层影响力的逻辑进路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民生,进一步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坚持开放性,进一步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力凝聚力;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大力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说服力;加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不断提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战斗力.     

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主流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阵地。主流意识形态大致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并重塑受教育者的政治观和价值观。社会主义阶段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情感的沟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抵制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理论,任何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科学性的主张都只会导致人们的“信仰迷失”和“精神缺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性共识,它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引领与规范作用,它既包容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旗帜鲜明地批驳敌对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并为经济建设指明前进方向。     

社会转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变转型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引起社会成员的思想活动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空前复杂的状态.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增强其影响力、凝聚力以及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竟争力,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论边缘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

在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全球化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存在着异彩纷呈的边缘意识形态。在我国,边缘意识形态的存在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既有积极推动的正效应,也有消解削弱的负效应。国家软实力的打造离不开边缘意识形态的多样与争鸣,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与整合,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坚持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与整合边缘意识形态,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谈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非常态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研究领域,诸多学者对下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探讨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的特征、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与科学等.但是,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大多数学者只是在论及意识形态的含义、特征、功能时偶有说明.这一理论研究的"空白点"导致我们不能顺畅地分析意识形态的特征、功能和变化发展趋势.本文探讨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分析"非常态意识形态"的成因,这将有利于我们总结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     

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兼谈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的意识形态思想

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积极的、中性涵义的概念,它是社会得以运行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意识形态的特征主要是从它在社会过程中所执行的功能里产生出来的,从根本上讲,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标志也完全体现在它的社会功能上。对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如此强大的社会功能,卢卡奇相关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至少存在两个基本问题:(1)将意识形态的产生仅仅归因于社会存在,这极易陷入一种社会存在的物质决定论;(2)将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仅仅归结为解决社会斗争,作为解决社会斗争的某种手段,这又缩小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丰富的多层功能。     

试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推进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现代化,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我们非常有必要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良性影响和局限性,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经营思路,寻找出一条适合我国企业的发展之路。     

论边缘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与整合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多元化的边缘意识形态和权威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整合是文化现代化的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它必将经历一个与各种边缘意识形态的扬弃与整合过程中实现自身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边缘意识形态的不断扬弃与整合中形成的。     

试论隐喻的意识形态性

后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往往具有中性的含义.本文试图分析隐喻的社会建构性,即剥开其意识形态的内核,并结合博克的"戏剧观"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加以推动阐明.隐喻的意识形态性为语篇的批评性分析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并可以推动批评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     

意识形态与皇权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

意识形态与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关联域。意识形态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形式上的理论化,内容上的世俗化,形态上的权力化,价值上的绝对化,功能上的实践化。作为本质化的意识形态,皇权意识形态的意图有二:第一,把皇帝观念塑造为一种全民信仰和普世价值;第二,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性的对应关系,使皇帝成为民众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和保护者。意识形态的普遍紧张化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长期问题。     

意识形态形成的思维机制——论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建

约·埃尔斯特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者和创立者之一.他以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为原则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进行了重建:他把研究的重心从社会制度、阶级和生产方式转向了个体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个体形成意识形态的思维机制.这些机制包括:颠倒、从特定的阶级利益推知普遍的社会利益、以局部的视界推论整体,以及概念的扩张主义.他的观点对于我们从微观的角度研究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问题颇具启发意义.     

论意识形态的文化意义

在文明社会中 ,意识形态具有多种社会功能。除了充当一定社会的维护意识之外 ,意识形态还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它是文明社会精神生产的重要场所 ,是人类文化的主要积聚地 ,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基本文化背景和土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 ,不仅是对意识形态阶级特性的揭示 ,而且也是对意识形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的探究 ,是对意识形态与文明社会发展关系的辩证思考     

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

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将重建社会理想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国君身上；深知“信”的作用，把“信”作为治国的基础；已经感受到人民的力量；为了高尚的目的，有时可以不择手段等特点。从现在来看，我们不宜过度美化他们的成就；中国政治家对中国法律的忠诚不仅应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品德，也是其基本的道德操守；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道德、风俗的培育；必须以正确贯彻“以人为本”思想为最高政治道德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