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文章的目的是要探讨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间接和直接原因。其定量分析使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97年11月中旬组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中第二期育龄妇女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从理想的孩子性别看,城市存在选择女孩的现象,而农村存在明显的选择男孩的现象。分析发现,只有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的比例明显高于至少有一个男孩而再次怀孕妇女的比例;同时前者实行人工流产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后者。以往所生孩子的数量和性别是惟一决定下一个孩子分孩次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它与年龄、民族、受教育状况和婚姻状况无关。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选择性人工流产导致的。     

中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性别偏好"

在对国内外"性别偏好"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利用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2001年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计算育龄妇女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按已有孩子性别的胎次递进比以及分析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结构的家庭状况和妇女所生孩子的活产及存活情况等,考察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基本状况与特征,强调生育"性别偏好"及其相应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作用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背后的关键性内在动因.     

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分析

文章基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从生育空间的三维性出发,提出了性别偏好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利用全国和分省的总和生育率及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转变中存在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出生人口性别比伴随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动趋势又因生育空间的区域差异呈现出4种区域类型。     

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孩偏好的淡化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对男孩偏好弱化现象及导致男孩偏好弱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男孩较高的养育成本、社会保障的完善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对“养儿防老”预期的降低以及住房、交通条件的改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共同作用,使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淡化。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性生育技术利用意愿——中国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比较

国内以往对人们性别偏好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男孩偏好"的研究,而对性别偏好的其他类型关注很少,特别是对人们性别偏好的强度几乎没有涉及。运用国内29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资料,结合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对性别偏好的类型和强度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后发现,与西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相比,中国大学生总体上性别均衡偏好的比例更大,而无偏好的比例较小;中国大学生希望使用性别选择技术以达到生育理想性别孩子的比例相对更高。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妇女生命历程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

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妇女是男孩偏好传统的受害者,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许多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事件.这些事件会对妇女自身的性别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分析,研究妇女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妇女生命历程各个不同阶段中,她们所经历的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待遇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让她们逐渐感知到两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甚至这些经历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都会对妇女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弱化妇女男孩偏好的政策建议.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生育性别选择的新变化及对策建议

我国部分地区群众生育性别选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就地选择向异地选择变化,由“持证”后选择向“持证”前选择变化,由婚后选择向婚前选择变化,由产前选择向产后选择变化。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急需对青少年开展全方位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本文分析了我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现状及目前我国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尚很欠缺的一些影响因素.作者强烈呼吁急需对青少年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因素贡献率

文章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经济学中的贡献率概念,给出分因素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贡献率计算方法,比较在全国出生性别比升高中各省的贡献及在各省出生性别比升高中分城乡及分孩次的贡献程度,为做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工作提出新的观点和建议。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未来女性赤字预测

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且持续增高,2000年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116.9。出生性别比偏高不仅表现在分孩次的差异上,而且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分布特征。本文利用“五普”数据资料为基期,对1980年后出生、并受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影响的人口进行预测,分析30年间的分城乡、分年龄的女性赤字规模及其变化趋势。     

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的认知及社会支持——对湖北省8县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 2 0 0 3年 7月“湖北省性别比控制的社会政策分析”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现 :多数人支持出生性别比控制政策 ,其中对于宏观的控制政策支持率高 ,而对于一些可能与自身利益冲突的具体控制政策 ,很多人持保留态度 ;地区间对政策的认知和支持存在差异 ;性别间的认知和支持也存在差异 ;而年龄对出生性别比社会控制的影响不明显。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一种国际视角的分析

在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出生人口性别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成果总结和述评的基础上,利用收集到的典型发达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对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变动趋势、种族(民族)差异及母亲年龄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关系等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更全面、客观和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标,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与韩国出生性别比问题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持续升高的势头。200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9.92。地区间、城乡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也较大。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90年高达116.5。但经过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2004年韩国出生性别比下降至108.2,接近正常水平。韩国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成功经验对解决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确保201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的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逐年上升、且偏离正常值的变动趋势,简单总结了学术界对此现象的原因分析。据此从长期治本、短期治标两方面,提出了7条具体建议,为确保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201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的目标尽微薄之力。     

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及治理对策——以沂蒙山区BWZ村为例

本文通过在BWZ村的实地调查,主要是观察和访谈,发现当前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不断升高是当前的生育政策、传统的生育观念、村落文化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政府监管的漏洞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出了建立偏重纯女户家庭的养老保障、加强对B超检测技术的监管和提高村计生专职主任工资等可行性的建议。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域差异分析——基于对陕西的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陕西人口发展中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地域差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为了揭示陕西不同区域的社会环境差异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通过问卷抽样的方法,获取陕西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公众的生育文化和观念差异的第一手资料。从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性别选择角度,根据社会环境-性别选择需要或动机-选择-目标,分析陕西三大地域生育文化的社会环境差异,揭示影响不同区域出生人口性别比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