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歌美学思想初探

艾青作为一个伟大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实践的同时,对诗歌美学也有深湛的研究,他对诗的审美特性、诗的内容和形式及诗与画的关系都有独到的不同于前人的见解,从而形成他比较完整的诗歌美学思想体系。     

“诗莫尚乎兴”——诗歌的美学特征

<正>诗歌作为反映人生表现心灵的艺术,它的本质特征除了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外,主要的是内容的巧妙传达,主体情思与生活与读者的巧妙对话。这就是把主观情思客观化、物象化,使之与想象、理解相融合,从而创造出主、客观统一,物物相谐、情景互生的诗歌艺术形象。于是,赋、比、兴成了贯穿中国诗坛二千余年的诗艺。如明人王文禄所说:“作诗不明赋比兴,犹医药不明君臣佐使也,岂得为诗?”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赋、比、兴,尤其是兴,从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律上体现了我国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集中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重要美学特征,被视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元·杨载:《诗法家数·     

陈衍《石遗室诗话》新解

作为清末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石遗室诗话》反映了当时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诗歌内容与形式所做的转变与革新。清末诗人郑珍继承韩愈以俗、丑之事入诗的传统,表现出清代诗人对诗歌内容进行的积极探索。诗歌除内容外,形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同光体诗人大量运用长题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为诗坛注入另一种空气。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相辅相成的,新人与古人、新诗与古诗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文学与文化的“互文”现象,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陈衍主张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观点,正反映了这种文学互文关系的现实可能性,而清末诗人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不懈的努力。     

形式、诗体与新诗的繁荣

形式是确定诗之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之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艺术元素之一,因此诗的形式建设(包括诗体建设)是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说,诗歌与内容无关,而是说它们的关系比较特别,对于诗,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所依附,而形式主义的形式探索同样不具有诗学价值.优秀的诗是以形式为基础并与内容达成和谐整体的作品.     

诗的形式与诗歌翻译

我所谓诗的形式指的是诗的外部形态,诗的表现手法,也即构诗法。毫无疑问,世界上各民族的构诗法是千差万别的。一个独具匠心的诗人往往不光努力追求美丽而奇特的诗歌意境,而且还努力追求独创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新的构诗法。中外文学史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把诗歌当作一种艺术来看的话,那么,诗歌的艺术之美无外乎两个方面:即诗歌的意蕴之美和形式之美。如果诗歌翻译是对艺术的再现,它听追求的也无外乎这两个方面。由于诗歌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艺术工程,又由于没有一种现存的诗歌形式来代替(完全等同于)原诗中的那个形式,因此,在诗歌翻译中诗的形式与整个一首诗的翻译便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无法回避的。诗的形式在诗歌翻译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是否是至高无上的?抑或是可随意改变的?下面就诗的形式问题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供大家参考。     

论方岳的论诗诗

南宋后期诗人方岳有论诗诗数十首,这些论诗诗依托日常吟咏、题书题画、次韵往复的形式表达诗学主张。其论诗诗的主要内容体现在3个方面:一为本体论,即诗之淡雅、诗之奇、诗出本意等诗歌问题;二为作家论,即谈论杜甫、方干、林逋等人的诗歌,从而体现方岳诗兼有唐音宋调的诗歌特征;三为作品论,即从谈论《离骚》追溯方岳田园诗中出世与入世的内在矛盾。从论诗诗"体"与"义"的二律背反而言,方岳的论诗诗诗性更强。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孟浩然及其诗歌之“清”略议——荆楚诗人论列之一

孟浩然追求明净、雅洁、澄清、透亮人生之境与诗歌之境,故人们用"清"形容之。"清"的形象、"清"的人品与"清"的诗歌在孟浩然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孟浩然对"清"的诗性追求颇具宗教精神,也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就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而言,其与李白、杜甫有着较大的差距,但作为一种人格精神与审美品格的存在,孟浩然人"清"、品"清"、诗"清",永远超越于时代之外。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浅论诗歌翻译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诗歌的翻译尤为困难。本文试图探索诗歌翻译的方法和途径 ,以使译诗不仅能准确传达出原诗的内容 ,也能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 ,达到以原诗风格与神韵的再现。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开齐梁风气之先的沈约诗-论沈约诗歌对齐梁诗题材上的开拓

沈约是齐梁两代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引导了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而且善作诗,诗有名于当时,是"一代辞宗".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首开诗歌写艳情之风,并让大量生活中的琐细情趣入诗,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     

王九思诗歌浅论

王九思是明代中期一位较为重要的文学家.在其现存的830首诗歌中,有愤世嫉俗之诗,有忧国忧民之诗,有隐逸闲适之诗,也有怀古忆旧之诗;其诗作苍古悲凉,意境浑厚;质朴清新,不事雕琢.     

亦如我竖起的诗行像我站立的姿态——与诗人李见心的对话

主持人语：我总相信,在各种艺术形式之中,诗是灵性的,她可以涤荡人心中封尘的阴霾,唤醒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梦想;诗是青春的,她可以激扬生活、舒展记忆、拾拢情感。每一首诗也是一种态度,是诗人的态度。在李见心的诗歌中,可以见到这种对于生活、记忆、情感、爱与伤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和诗人的成长足迹,诗成为她个人记忆和抒发情感的最有效的方式。应该说,辽宁诗人很多,有特点的诗人也不少,但李见心属于敢于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最真实的情感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那一位,因此,她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的私密表达色彩。     

先秦诗歌鉴赏的发展轨迹

就现有资料而言,先秦时期较早的诗歌鉴赏者是季札。季札的诗歌鉴赏是诗乐结合,只谈对作品的笼统感受。季札之后的诗歌鉴赏代表者是孔子。孔子的诗歌鉴赏具有摘句鉴赏和整篇鉴赏两种形式和概括诗之主题、揭示诗之情感、表达读诗感受三个特点。孔子之后的诗歌鉴赏代表者是孟子。孟子的诗歌鉴赏形式与孔子的相同,但其在鉴赏实践中具有阐述鉴赏理论、引用他人的鉴赏材料、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诗意等特点。从季札诗歌鉴赏到孔子诗歌鉴赏再到孟子诗歌鉴赏,大致反映了先秦诗歌鉴赏的发展情况。     

余怀对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

作为经历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怀的诗歌带有鲜明的故国之思和哀婉沉痛的风格。其诗取法杜甫,有明显的杜诗特色。本文从三方面论析余怀诗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诗歌内容上,对杜甫诗句、意象和诗歌内容的吸收;诗歌风格上,取法杜诗沉郁顿挫、清丽澹远、萧散自然的风格;艺术创作手法上,对杜甫律诗、纪游形式、炼句的继承。最后,结合余怀本人经历、交友情况及时代背景,探讨余怀宗法杜诗的原因。     

论唐近体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

相比而言,齐梁永明之前,诗歌的创作主要是“外部研究”,注重诗歌内容,强调诗、乐、舞的二维或三维的统一;自永明后转向“内部研究”,注重诗歌形式,诗歌回归自我,关注文本、语言形式本身。唐近体格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偶和声律上:1、声律规则的二元化;2、联与联之间的“黏”;3、不拘泥于大小韵;4、取消傍纽、正纽之界限。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部分新诗的失误及其原因

从内容上看,当前一部分新诗远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退回内心或封闭于自我小天地;从形式上看,这一部分诗放弃作为诗歌外在形式方面最重要特性的韵律,语言走向“极涩”与“极俗”两个极端。这种内容上的封闭与狭隘及形式上的非诗倾向,使中国诗歌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对人类理想和前途的迷惘,诗歌修养的缺失,是造成部分新诗失误的内因,新诗批评的某些混乱则是重要外因。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