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广东的海盗

明代历朝广东都有海盗，但以嘉靖年间最多最盛。所谓“考海息见之载籍者莫剧于嘉靖之世”，决非偶然。这是明朝政府厉行海禁造成的，构成连续几十年的禁海与反禁海的斗争。早在明初，朱元漳就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沿海之人出海“通番”，但是，“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宜《西园闻见录｝）卷五十六），其中广东违禁下海到国外做生意的人远到东西二洋，一些人还侨居国外，成为华侨。如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新村的村主就是广东人（《明史·外国五》）。侨居在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     

明初用人制度改革及其得失

明朝是我国封建制度日趋腐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时期的一个封建王朝。以朱元漳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取得政权之后，从巩固明王朝     

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何以樯倾楫摧——明朝之百姓“片板不得下海”国策探析

宋元两朝初步形成了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但伴随着明朝实施百姓“片板不得下海”(海禁)国策,这番景象随之冰消瓦解。该国策之产生,缘于“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故“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雍正帝语)。“防民”是提防可能取而代之者,朱氏通过戮尽功臣并借此废除丞相制以集权后,其防范重点便转移到士人与百姓身上,尤其是格外防范海商、渔民与游民。“防边”有二：北元与倭寇。因元顺帝及子孙不但拥有标志着王朝正统性的传国玺,还始终没有放弃大元国号,拥有强大武力,逼得明朝修筑万里长城来防范。至于倭寇,明朝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却对“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的倭寇,非但不主动出海犁庭扫穴,反而沿着海岸线修筑防海卫所,借此隔绝民众的海上事业与外贸。“防民”是明朝实施海禁的底层逻辑,可能取朱家而代之的明朝官民、北元王朝均是其“心腹之患”。与之相比,倭寇则属“癣疥之疾”,因为乌合之众的倭寇对明皇权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恰恰是这一点,倭寇便成为明廷可资利用的道具。因为只要倭寇存在,朝廷就有了对百姓海禁、让皇室与官府借此垄断海上贸易的理由,这也是各类真假“倭寇”能与强大的明朝共存200多年的内在原因。     

明代武举制度述略

武举制度始设于唐，确立于宋。至元代，废武举，专事荫袭。明朝时，又重开武举。在明朝选拔将帅的多种途径中，武举的地位不容忽视。本文拟就该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从明朝立国前后至宪宗朝，武举制度形同虚设。吴元年（1367年）．吴王朱元璋下令开武科取土，且规定“应武举者，光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①。后因战事紧急、前途未卜，朱元璋未能将之付诸实施。明朝立国后，性好猜忌的明太祖朱元津担心武将手握重兵、威胁皇权，因而对之大肆诛戮，并让武臣子弟入卫学、儒学学习儒家经典。在此背景下，武举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洪武二十年（13…     

嘉靖“倭患”探实

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明中叶,倭寇侵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抗倭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这个结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接受。但事实上,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为纪念施琅逝世三百周年而写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热爱祖国和热爱民族是一致的。自从有外族染指中国，即从明朝倭寇侵扰沿海疆域起，随后又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掠，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爱国主义则集中表现在抵抗外族侵略，争取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上，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历史人物的所有表演，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凡是维护民族团结、争取民族独立，抗击外族侵略的，就应当肯定。相反地，如果他们的行为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独立，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有56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由于历史原因，中华民族在形…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历史重新呼唤古老的滇越通道──从唐代安南通天竺道到滇越铁路的未来

历史重新呼唤古老的滇越通道──从唐代安南通天竺道到滇越铁路的未来周中坚中国大西南深居内陆，距海遥远。自古以来，大西南出海或经国内，或取道国外。对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和毗邻云南的川黔两省的部分地区来说，经越南出北部湾的滇越道，是距海最近的通道。滇越道历史...     

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平衡，导致一些中央决策与区域社会的利益产生尖锐的矛盾。历时３００余年的禁海与开海之争就是以闽广两省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央朝廷的矛盾焦点。中央决策视野如何看待间广地区的利益，官吏层面的地方利益集团对中央决策有何影响，以及中央决策对问广基层社会有何影响，都集中反映了在国际环境变化下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所发生的变化。一、明清中央海荣政策的决定和实行中国与周边诸国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而大规模的海禁政策是从明朝开始的。洪武四年（…     

朱元璋选官用人之道综论

建立大明王朝后的朱元津深知打江山难，守住江山传之万世更难，要巩固和发展王朝事业，就要善于选用人才。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明初官员不仅质量低，而且数量不足。所以他在起用贤才、健全官僚队伍、巩固封建王朝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本文拟就朱元津选官用人之道作一综论，以用察古而知今。一、视才为宝，广揽英资朱元津十分重视人才，并有一套完整的用人观，他颇具忧患意识，总结历代用人之得失说：“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业盛”，元朝“建国之初，辅粥之臣皆贤达，所进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龛然可观。及其后也，贵戚擅…     

详实深刻治史致用——评《“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

详实深刻治史致用——评《“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尹铭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明代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它既有郑和七下西洋的空前绝后的壮举，又有倭寇频频为患沿海地区的不堪回首的一页；既有明朝与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官方贸易的繁荣，又有中...     

一部有新见的外贸史论著——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对外贸易史可以说是一门“边缘”学科。过去,学术界对之重视不够。最近,沈光耀著《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的问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无疑是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沈著以国内部分为经,以国别地区为纬,按照时空序列,谋章布局,自成一体。作者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对学术界中流行的许多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在历史学、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一)关于闭关自守是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传统问题。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闭关自守的。沈著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实际是,中国自秦汉直至鸦片战争二千多年的漫长年代里,只在明代中期以及清代初期有过数度禁海,但也只是一种短暂的政策措施。明中期因“倭害”曾宣布禁海,但未见其利却先见其害。清初顺治下诏禁海:凡有船只私自下海,不论军民,一律奏闻处斩,货物入官。对此,马克思就曾指出,清王朝实行这种     

严复重修阳岐“尚书祖庙”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津推翻元朝统一中国后，曾命中书省派员到地方访求应把的神抵。“凡有功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把典，令有司岁时致祭”。在这次调查上报的神抵中，朱元津特别重视江西庐陵的文天祥和福建兴化的陈文龙。这就是阳歧“尚书祖庙”庙门额上1方青石直书“历代旨奉把典”题刻的来由。明天启七年（1627），当地村民。水上居民和莆仙一带在省城经营的商贾，出自对乡贤忠贞气节的景仰，开始将原建在阳歧江边“兴化道”旁的庙宇，移至阳歧村“凤鸣山”下新建陈文龙庙。这是阳歧“尚书祖庙”的最早起源。庙建成后…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倭寇与中国

发生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期),与有明一代(1368—1644年)相始终的倭寇对中国、朝鲜的骚抗和侵略,给中世纪后期的东亚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同中国历史有关的倭寇,分别出现在元末明初、明代嘉靖年间(十六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和万历年间(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然而,同是倭寇,在不同时期,实质不同,意义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倭寇分几个时期作具体分析。     

中国首建电报线路再考辨

电报是西方近代重要科技文明成果,中国于19世纪70年代将之引入。遗憾的是,迄今学术界关于中国自建首条电报线之认定却莫衷一是,有海衙线说、台南线说、津沽线说、津沪线说等四种观点。本文以为,这些观点皆不正确。海衙线说的错误在于该线并不存在,新近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为此提供了重要证据。后三线说的错误一方面在于持者皆未注意到,前此李鸿章已在天津建成津衙线,另一方面亦缘于当事人与当时人的一些模糊表述,从而造成“历史的误会”。故,比所谓的海衙线稍晚、而较后三线更早建成的津衙线才是中国自建的首条电报线。上述情状提示,史学研究者在对待史料的问题上需十分审慎,方为科学的态度。     

明朝的备边政策与哈密卫的设置

（一）洪武元年（1368），朱元津称帝于应天，明朝建立。在明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全国的许多省份相继落入明军手中。洪武元年八月，明军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仓皇逃亡蒙古草原。明军挥师西进，到洪武二年底，山西、陕西的大部分地区也被明军攻占。原盘踞在这里的元朝重臣扩廓贴水儿败退至甘肃北部。洪武三年（1370），明军又从两个方向对元军发动了新的攻势。一支由李文忠和冯胜率领，出居席关，攻打元帝所在的应昌路（在达来诺尔附近），另一支由徐达、邓愈与汤和率领，出西安，攻打扩廓帖木儿。两路大军均大获全胜。…     

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然而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 ,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 ,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 ,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 ,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