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纠纷为哪般?——海南农村土地纠纷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随着农业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土地的有偿使用,土地权属纠纷迅速增长,土地纠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１９９７年至 ２０００年,海南省 １９个市县共发生农村土地权属纠纷９２７３宗,涉及土地面积１４７９０４９亩,已处理土地纠纷２３６２宗,土地面积３８２７７９亩,未处理的土地纠纷６９１１宗,土地面积１０９６２７０亩。在这些纠纷中,既有农垦与地方的土地纠纷,也有非农垦国有单位与地方之间的土地纠纷;既有跨市县之间的土地纠纷,也有跨乡镇之间的土地纠纷;既有跨村委会之间的土地纠纷,也有村…     

完善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土地征收纠纷的大量出现,迫切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由于立法指导思想、体制性障碍、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足,致使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立法层次低、解决办法少、缺乏体系性等诸多缺陷。深入剖析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成因,确立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规范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对完善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

农村土地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近年来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纠纷已对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已经成为保障农村稳定的关键之所在。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目前我省土地流转纠纷主要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权继承纠纷四种类型。呈现出纠纷数量大,递增明显,涉及人数多的特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为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及司法的低位与窘境。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法律的细化与重构,承包经营机制的完善与相应配套机制的建立以及建立土地承包日常管理机制。     

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7省1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研究表明:(1)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显化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农民解决各种土地权属争议的诉求,引发矛盾与纠纷;(2)土地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人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矛盾,但带来的农地产权不稳定也易引发利益、权属等纠纷;(3)村庄的纠纷调处能力对土地纠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资源越多、户主平均年龄越高发生土地纠纷的可能性越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东部。由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土地确权有激发纠纷的风险,各地在确权过程中应有效规避风险:一方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确定确权时点,另一方面在土地关系复杂、矛盾较多、确地难度大的地区,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第二,保障农村地权稳定,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维法意识。第三,构建多元化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各方应对和调处纠纷的能力,及时根除纠纷隐患。     

产权秩序转型:农村集体土地纠纷的一个宏观解释北大核心CSSCI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纠纷急剧增多。有关此问题的解释,学界普遍存在着"特定纠纷类型—特定原因"的解释倾向,而缺少关于农村土地纠纷何以大规模爆发的宏观性、整体性理解,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土地产权秩序转型"这一宏观解释框架。"土地产权秩序"意指一个社会中土地产权制度与其形塑下出现的稳态、有序的土地产权行为及其观念;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土地的理解主要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重意义和价值维度,不同的土地产权属性对应着不同的土地产权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以政治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向以经济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农村两种土地产权属性的并存与对垒,是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大规模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土地纠纷中证据类型与运用规则分析

为破解证据类型划分以及证据运用规则在土地纠纷中的适用难点,应用类案分析方法对土地纠纷司法裁判文书进行探析发现:在证据类型方面,以“人证、物证、书证”模式划分土地证据易致对其被动消极认定,“材料 证据 定案依据”模式存在行政机关取代审判主体认识的倾向,应审慎运用“证据资料 证据方法”二元结构,而按照“主要 一般 参考”模式进行划分具有现实意义;在证据运用规则方面,民事证据保全制度与土地纠纷解决无法完全适配,土地证据客体范围在常规证据收集制度下产生排斥现象,亟需释放土地纠纷电子证据的应用潜力。因此土地纠纷证据运用一方面需要以土地证据类型划分为基准,平衡土地证据举证责任;另一方面需要以土地证据适用认定为切入,构建“抗告 撤销 赔偿”的缓冲带。要打破部门法学科壁垒,以土地法条文为基底,合理解释土地证据规范,推进土地仲裁证据非诉化。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及其解决方式

农村土地纠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民对土地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其中不少土地纠纷案,与9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30年不变"的土地延包政策有关。当前农村土地纠纷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通村民之间的土地争议;另一种则反映了普通村民和基层乡村干部之间的分歧。在解决这些土地纠纷时,各种民间惯例和民间习俗等农村非正式制度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国家政策制度形成一种互相补充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土地秩序演变——基于土地要素流动“放”与“限”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土地要素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同时我们要警惕土地要素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首先提出了乡村土地秩序的分析框架。依此解释框架,首先结合晋东南远郊村DS村的状况对乡村土地秩序的概况和土地制度改革进程进行了回溯,揭示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和经营格局;其次结合DS村土地纠纷典型事件进行了叙事分析,对乡村土地纠纷类型和土地社会风险进行了剖析;最后总结出了土地要素流动的规则,对当前乡村土地秩序生成逻辑进行了论述。最终发现我国农村土地改革中的承包关系、经营格局、土地纠纷类型与土地社会风险存在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这正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继续深化的难点。据此提出针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告状举证要注意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一些常见纠纷中需要提供的证据种类分列如下:1.宅基地、土地使用纠纷:划拨建设用地的批准文件、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承包责任书或土地租用证书,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合法移交土地的文件,乡以上人民政府发放的宅基地证明。     

农村土地纠纷是怎样发生的?——Y市农村土地问题调查笔记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的大量产生和存在,仍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调研发现: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性保障乏力,农民集体与农民土地利益上的非制度化自我扩张和保护,有关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一些干部工作作风的不正派,以及农地政策的僵硬缺乏弹性都可能诱发农村土地纠纷乃至暴力冲突的发生。因此,农村土地纠纷解决机制应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视野和背景中加以考量。     

百年积怨,一朝化解——桥头镇成功调解一宗延续百年的土地纠纷

2011年7月,桥头镇成功调解五石村熊屋与红桥村赵屋一宗延续了上百年之久的土地纠纷,从而化解了两村因土地纠纷引发的百年宗族世仇,成为一时佳话。2011年6月11日,红桥村赵屋东门组代表到镇维稳中     

百年积怨,一朝化解——桥头镇成功调解一宗延续百年的土地纠纷

2011年7月,桥头镇成功调解五石村熊屋与红桥村赵屋一宗延续了上百年之久的土地纠纷,从而化解了两村因土地纠纷引发的百年宗族世仇,成为一时佳话。2011年6月11日,红桥村赵屋东门组代表到镇维稳中     

论土地争议的性质及其解决方法

土地争议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纠纷,根据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但是我国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做出相应规定。相反,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权属纠纷的行政机关强制介入制度,这种制度有许多弊端。因此,应该完善土地争议解决方法的立法,尽量保持与仲裁法的统一。     

土地纠纷中农民的公平表达冲突——以一个小组的土地纠纷为例

税费改革后,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急剧增多,其中,不少纠纷的双方都有自认为合适的理由,他们的诉求也都是为了公平,因而纠纷调解极其困难。农民之间土地纠纷的增多呈现了税费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认识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从中探讨税费改革后新的乡村治理方式,是当前农村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晚清庐山开发中的土地问题

19世纪末,英国人李德立在庐山牯岭进行商业化避暑地开发,由于土地买卖的非法性质而引发土地纠纷。地方民众坚决反对外国人非法购地,地方官府对之亦持抵制态度。但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国内局势动荡,内忧外患的局面促使牯岭土地案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得到解决。李德立由盗买变为强租,取得了庐山避暑地开发需要的土地。牯岭土地案的解决为当时同类中外土地纠纷的处理确立了一种模式,并深刻影响了庐山开发的历史进程。     

征地中的民主村务实验

有关土地的上访已占据农民上访的多数,成为农村的主要矛盾,土地纠纷影响社会的安定.引发纠纷的关键在于征地影响农民的决定权,而平山村恰好相反,赋予村民处分权,实现了一地安和.平山村的个案可以回答征地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若干思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应当指当前土地承包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长久不变。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严格政策法律界限、严格试点管理、加强执法监管、强化流转服务。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既不同于普通民商事仲裁,又不同于行政裁决,是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形势下,要努力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和服务功能。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

2009年6月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为及时化解农村土地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特殊性,如何构建适合国情和农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对于应对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多发趋势和加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确权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治理——以P镇涉农土地纠纷为例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城镇化发展迅速,传统农村受城镇化和社会其他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意识得到畸形发展,涉农土地纠纷事件愈演愈烈,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本文基于P镇涉农土地纠纷现状的调查思考,分析其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的问题,这种过渡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理清城镇化与土地确权的关系,将二者相互影响关系下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做一个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的基础上,充实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传统农区政策性土地流转纠偏北大核心CSSCI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传统农区具有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政策性土地流转难以实现地方政府的乐观预期和改革的目标。论文提出了传统农区政策性土地流转与农业供给侧改革悖论的假设,依托河南省等传统农区的调研,实证分析了政策性土地流转的可接受性、响应性、可持续性,结果显示政策性土地流转可接受性差,损害部分农户利益;经营方响应行为不稳定,造成资金资源的极大浪费;流转纠纷处理能力有限及普遍存在的寻租效应导致政策执行的不可持续性。应及时纠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合理确定政府介入土地流转的边界,着力建立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在传统农区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充分形成时,以服务的规模化、组织的规模化弥补土地规模经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