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的俄国诗人：形象学视野下的《摩罗诗力说》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描绘了一个以拜伦为宗的摩罗诗人谱系,提出了诗人的任务是“撄人心”的观点。俄国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鲁迅刻画的两位作为“精神界战士”的摩罗诗人。作为注视者,鲁迅在建构诗人形象时根据自身的期待视野使用了新的参考系,以这一参考系评价了俄国诗人。同时,形象建构过程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对话,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产物。中国的特殊境遇使鲁迅在建构俄国诗人形象的过程中以中国的文化模式意识形态化了他者形象,其目的是通过宣扬摩罗诗歌的精神,改造国民性,改变弱国弱民的状况。     

浪漫主义:深刻的选择——论鲁迅《摩罗诗力说》

这是一个需要浪漫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摩罗精神的国度。一九○八年,青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鲁迅浪漫主义的选择,是深刻的选择。这是对暴风雨的呼唤,是黑夜对黎明的企求。 1.摩罗精神与“撄人心”文学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     

《摩罗诗力说》与中国比较文学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进行中比文学比较研究的开始,也可视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意义的开端,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其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自觉的比较意识与明确的比较目的,世界文学的比较视域等比较观,他对"摩罗"诗人的研究评价具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拜伦的《该隐》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据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提供的资料,鲁迅在写作《摩罗诗力说》之前,已有拜伦《该隐》的日文译本。这样,我们要知道鲁迅是否读过《该隐》,只要考究一下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原材料(木村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及其《<海盗>序》《关于<海盗>》)的取舍和增补情况,就可以有一些把握了。除鲁迅读过的《海盗》之外,《摩罗诗力说》对拜伦作品的介绍基本上是选取木村的材料,至多增加一两句评语,然而对《该隐》的介绍则不然。表面上看,《摩罗诗力说》介绍     

文学评论的启蒙叙事--《摩罗诗力说》综论

《摩罗诗力说》在鲁迅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以文学评论的形式，表达了青年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启蒙目的。从鲁迅所求“摩罗”诗派之“新声”、“新声”之“诗力”，以及鲁迅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等方面，论述了《摩罗诗力说》的启蒙意义。     

于“鬼气”中“祛魅”：论鲁迅与中国巫文化的精神之战

鲁迅一直倡导科学精神,主张吸收西方科学理念以对中国传统巫文化心理进行＂祛魅＂。但鲁迅是从社会思想解放的维度来看待巫文化的弊端,因此他的文化＂祛魅＂观和西方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理念不尽相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鲁迅与中国巫文化既激烈冲突又复杂纠缠,他在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战。     

鲁迅早期国民性批判思想生成探微

国民性批判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枢要,这一思想的萌发和形成机制是长期积累使然。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所写的五篇文章中蕴含着他对国民性批判的系统追寻,初步建构了其独特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斯巴达之魂》寄托了鲁迅将"精神""魂"与国民性改造之间联结的希冀;在《人之历史》中,鲁迅论述了其时盛行的进化论热潮,从生物学维度解构了国民性这一思想命题;通过《科学史教篇》,鲁迅绘制了其独特的思想脉络,在赞颂科学主义的同时又对知识和物质颇多微词;而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全盘超越了启蒙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藩篱,"个人""此在""主观意识"构成了国民性内在批判的衡器;最后,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高扬摩罗诗人和浪漫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旗,并将其作为抵御甚至救赎19世纪文明,催生20世纪新文明脱胎的艺术选择。     

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

本文从鲁迅的＂立人＂思想这一角度,阐述《补天》（《不周山》）的思想内蕴,指出《补天》张扬＂新的生命＂意识、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是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与《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作品形成了思想上、艺术上的互补。因此,《补天》是鲁迅早期的主要作品之一。     

论鲁迅《摩罗诗力说》之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洋溢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字里行间,并以鲁迅式的独特阐释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针对中国缺乏自由精神的病状,鲁迅开出了药方：建立自由意识,争取自由权利,在斗争而非逃避妥协中保障强化自由。同时,鲁迅立足社会,从文学的感化作用提出自由精神的实现途径。鲁迅对于自由精神的推崇和追求超越了时代局限,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启示。     

鲁迅的诗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在给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编辑窦隐夫的信中说:“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素无研究”,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言。人们都知道,鲁迅一九○○年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年他就写了长文《摩罗诗力说》,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鲁迅又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五四”时期先     

从《摩罗诗力说》看鲁迅“战斗精神”的诗性塑造和裂解

后期留日鲁迅追求的"精神界战士"形象,在《摩罗诗力说》得到了主体式的诗性表达。但在十余年后的《呐喊》《彷徨》中,那些反抗者却不再具备"战士"所具备的完整精神,而身陷各种各样的困境之中并最终失败。通过考察后期留日鲁迅在论文《摩罗诗力说》中所建立的诗性主体及其战斗精神的特征内涵,并与十余年后《呐喊》《彷徨》的反抗者形象进行对比,从精神气质的裂解和由裂解导致的异化分析反抗最终失败的原因,由此探寻鲁迅文艺思想在不同时期传承与转变的表现形式。     

从“呐喊”美学到“苦闷”美学——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之深层动机研究

在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中,鲁迅1907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和1924年翻译的《苦闷的象征》特别值得重视。鲁迅在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探讨其深层动机是研究鲁迅前后期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变化的重要线索。时《摩罗诗力说》与《苦闷的象征》的比较与分析,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在核心观点上高度一致,《苦闷的象征》比《摩罗诗力说》在理论方面更为系统与完整。研究表明,翻译《苦闷的象征》实质上是鲁迅在传播自己的美学思想。这是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的深层动机。     

一位光明与黑暗激战时代的抒情诗人——鲁迅旧体诗综论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在我看来,鲁迅的气质毋宁说是位诗人。”从“气质”上对鲁迅作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实在是最有眼光,也实在是最有见地的。正是这个“气质”使得鲁迅的诗人的精神渗透了他的全部作品:鲁迅的诗作和散文诗集《野草》自不必说,他的叙事散文和小说也无不蓬勃着诗情。也许正是这种诗人的气质使然吧,郭沫若才敏锐地指出: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鲁迅思想的民众本位与鲁迅研究的大众化价值

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态势以及对于鲁迅思想意义的质疑,强化鲁迅思想和鲁迅研究的大众化具有特殊意义。只有完成这种双向的大众化,才能实现＂普及鲁迅＂的目的。鲁迅同时具有＂爱民众＂的道德立场与＂反民众＂的思想立场,对民众从关爱到批判的复杂过程,体现出他对中国民众生存变革和精神变革两步走的思考。鲁迅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也在于对大众凡俗人生的哲理性启示。     

超越社会批判的形而上追求——关于鲁迅早期的诗学思想

鲁迅早期诗学思想,超越了社会批评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目的,而进入到形而上的境界。他对摩罗诗人的倡导,对中外传统诗学的批判,有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支撑,而且他在论述立人思想时提出的一系列范畴如"白心"、"内曜"、"灵明"、"内部生活"与形而上学深刻相连,他甚至明确提出过形而上学思想和一系列具有形而上意义的诗学命题。认识鲁迅早期的形而上诗学思想,对于认识鲁迅的一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境界,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诗学的形而上之源都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与《文心雕龙》

“摩罗诗力”和“现实战斗精神”是鲁迅文艺思想之核心,它们既是鲁迅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和新文学发展实际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也是对《文心雕龙》中“风骨”这一民族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同之处的复杂关系,证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论《摩罗诗力说》的比较文学观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早期力作,它既标志中国比较文学新的开端,也标志鲁迅比较文学研究的成熟;鲁迅既有全球意识、世界文学的理念,又有跨时空的中外浪漫主义诗歌的平行研究;在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论及具体实践方面,《摩罗诗力说》都有卓越建树。     

超越社会批判的形而上追求:关于鲁迅早期的诗学思想

鲁迅早期诗学思想,超越了社会批评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目的,而进入到形而上的境界。他对摩罗诗人的倡导,对中外传统诗学的批判,有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支撑,而且他在论述立人思想时提出的一系列范畴,如"白心""内曜""灵明""内部生活"与形而上学深刻相连,他甚至明确提出过形而上学思想和一系列具有形而上意义的诗学命题。认识鲁迅早期的形而上诗学思想,对于认识鲁迅一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境界,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诗学的形而上之源都具有重要意义。     

《摩罗诗力说》与诗歌精神重建

《摩罗诗力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学实质性的起点,在这篇文献里,鲁迅对诗歌的起源、社会功能及审美特征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阐述的诗歌精神对于当代诗坛仍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鲁迅”在延安

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延安时期已经成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延安新文化的象征。＂鲁迅＂之所以在延安深入人心,是与其作品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鲁迅＂在延安是以如下几种形式得以传播的：鲁迅作品在延安被大量编辑、出版和改编;在延安举行了多场的大型鲁迅纪念活动;＂鲁迅研究＂在延安已成为＂显学＂。1942年前后,在延安出现的以＂鲁迅＂为名目的文艺新潮,正是由这场＂鲁迅热＂催生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