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传播研究

传播学一直处于经验主义与批判学派的方法论二元状态之中.如何突破这种思想方法之局限,开启新的学科视野,这是新兴的传播学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从文化研究视角审视传播学,会使我们对传播以及文化研究价值有新的认识.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文章指出,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人即信息:传播学的新生之路——从传播学的困境谈起

当前传播学面临困境:在理论建构上,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缺乏一个明晰的研究核心以及相应的核心理论来整合建构理论大厦;作为一门人学,它却恰恰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轴心--人;在方法论建设上,它缺乏一个具有内在包容性的理论平台来承担方法论的整合,而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具有统摄整合作用的研究核心及相应的核心理论的缺席.而这种种困境实际上也提示了建构传播学,使其重获新生的方向:明确"人即信息",以人的信息属性为研究核心,发展出相应的人性界说作为核心理论整合建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这种建构思路有望推动传播学获得新生,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主干学科.     

从“大众”到“商品”:西方传播受众观的基本研究范式透视

受众研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西方存在四种基本的研究范式.传统的经验主义受众研究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基础之上;法兰克福文化工业批判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思想与方法论,是对经验主义受众观的反驳.持积极受众观的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是大众传播发展特别是新媒体兴起后受众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消费文化成为全球的流行思潮,以及受众的市场化与商业化,受众作为商品特性日渐突出.四种主要研究范式,理论与实践分殊、风格迥异,形成了受众研究多元化趋势,呈现了不同的受众分析维度,并日渐交融.     

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

传播学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即专业传播学、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但长期以来,公共传播研究并未受到广泛重视.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烈.要想改善公民的社会生活,传播学家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实践本体论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关于实践的论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它在哲学层面上加以讨论;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进一步将实践概念置入到社会经济与社会历史范畴中加以研究。至此,实践更加强调社会变革之维度,历史概念在实践论中得以凸显。实践概念从哲学层面到生产层面的转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从旧的唯物主义哲学转向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研究哲学,马克思旨在废弃旧的理念,构建新的体系。于是,历史维度逐渐在马克思的实践论中呈现出来,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唯物主义并非实践哲学之本体,实践也并非马克思哲学之全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提出与运用,使哲学研究彻底超越了外在的、抽象的人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理论力场”与文艺传播研究——洛文塔尔文艺传播研究方法论解析

洛文塔尔针对大众传播条件下出现的文艺转型现象以及当时各种文艺研究方法的不足,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框架,植根于批判传播理论、综合批判理论、传播理论和文艺社会学等建构了一种"理论力场",把文艺传播活动中各要素都放到"理论力场"这个既冲突又融合的场域中进行综合研究,从而超越了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双峰对峙的理论困局,开创了文艺传播研究的新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文艺传播理论体系。     

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论批判

爱丁堡学派反对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的理性主义理解,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论。爱丁堡学派试图把＂社会建构论＂普遍化、绝对化的做法是值得批判的：一是它对科学知识不加区分,致使其没有充分考虑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程度问题;二是它不注重考察不同学科领域科学知识的特征,而认为＂社会建构论＂适用于一切学科领域;三是它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并不能为普遍化的社会建构论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系统论的哲学意义

系统论这门崭新的方法论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实际社会效果,成为当代举世嘱目的重大科学事件之一。 系统论接近哲学,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直接相通。它具有不可低估的哲学意义. 本文拟从系统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方面对系统论的哲学意义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试论传播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的融合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以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以欧洲批判学派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两种相分离的基本研究范式,这种方法论上的“悖逆”似乎是不可调和的。本文主要分析了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种方法的定义及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并对二者做了简要的评价,重点论证了两种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相融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对在方法论融合下的传播学研究的新前景作了探讨。     

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及其方法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体论研究的问题域,鲜明昭示了自己哲学的基本规定性,促进了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发展,也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对话,并有助于我们从本体论角度把握当代实践.     

"媒介即讯息" 一种现象学的媒介本质观

"媒介即讯息"作为麦克卢汉的传世名言,向来为传播学界所称引.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一论点向我们揭示了作为"世界"本身而直观呈现出来的媒介本质.它的提出表明麦克卢汉凭借对媒介的现象学观照而从生存论层面阐发了其所富含的哲学意蕴,从而突破了传播学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传统思维,于后两者所持有的科学主义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本质观之外,在有关媒介意义的问题上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途径,并由此通过提供一种面向人类一切经验的"思的可能性"而敞开了传播研究的思维视域.     

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考察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西方政治思潮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此背景中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需要有方法论的自觉。在近代人类政治观念的演变过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彻底颠覆了古代关于共同体的政治观念。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颠倒则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上展开,古典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哲学张力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被重新设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仍然有效。     

心理学视野中的传播学研究

从心理学视野考察传播学会发现:传播学思想源流的心理学特色明显;在传播学经典研究中,这门学科凸现着与心理学的内在联系;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具体体现了传播学与心理学的学科交融;大众传播心理学学科逐渐形成.传播学发展史是心理学有关理论进入传播领域促进传播学不断完善的历史.     

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观及其影响

科学哲学的维也纳学派应该称之为逻辑经验主义,而不是逻辑实证主义.从该学派诞生的时间顺序、资源条件以及主要代表人物所接受的教育与他们当时面临的科学发展状况来看,它既与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同时,又是经典实在论与实证论、经验主义等观点相结合的产物.卡尔纳普作为这个学派的关键性代表人物之一,他阐述的科学理论的层次结构模式与区分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的工具主义的科学理论观,第一次明确与突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对象域;为科学哲学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批判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它蕴含的二值逻辑的思维模式,并没有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而消失,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从历史、实践、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等视角对科学的理解.     

政策哲学学科建设论要

政策哲学是以政策现象为逻辑起点,以公共政策科学理论和公共政策实践之间的矛盾为研究对象,并为这一矛盾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支持的一门应用性边缘学科.政策哲学研究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开展政策哲学研究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政策哲学对象论、政策哲学范畴论、政策哲学价值论、政策哲学认识论、政策哲学实践论、政策哲学方法论等构成了政策哲学的学科体系框架.政策哲学与政治哲学、法哲学、行政哲学、管理哲学、价值哲学等学科相关联而并列自存,表明它的建立和发展有充分的现实可行性;政策哲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表明它的建立和发展有充分的理论可行性.     

中国传播学创新的文化维度与现代视野

同西方传播学相比,中国传播学起步晚,但它历经引进阶段后已进入了创新与发展阶段。本文认为,中国传播学存在的新闻学化倾向是中国传播学学科定位上的缺陷,也是学科构建与创新的瓶颈。因此,当代中国传播学的科学构建与创新,迫切需要从哲学和文化学的维度,从全球化的现代性视野,完成学科定位的理论探索。从文化维度看,传播学的本土化既是学科构建的内在欲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外在情势;从现代性视野看,传播学的全球化,既是现代传播活动的理论诉求,也是传播学创新的资源需求。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试论接受美学与传播学的互动关系

科学史证明,一门科学生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这门科学的需要程度。由于人类传播活动的渊源流长和纷繁复杂.因此,传播学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的各种实际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而接受美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它超越了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在伽达默尔的新解释学和哈贝马斯的交流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在美学家们日益意识到“读者之维”在审美过程中重要地位的产物。时至本世纪下半叶,接受美学和传播学在理论上获得了长足进展。此时,信息时代悄然逼进,大众文化勃然兴起。一方面,传播学的触角延伸至各种学科领域,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