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牧誓》篇新考

《尚书·牧誓》篇一般认为是武王伐纣时牧野之战誓师词,历代经学注疏家们都循此而注释、疏证和补缮其中的微言大义.但誓词中的这样一段话一直得不到圆通的解释:“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史记》曾改作“今日之事,不过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但众所周知,一击一刺为一伐,在殊死决战之时,为何只冲锋六步七步便停了下来?这怎么能够克敌取胜呢?对此,朱熹曾说过:“只《牧誓》中便难晓,如五步六步之类”.     

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

春秋五伯都有一套集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为一体的争霸战略。齐桓公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是安民、尊王、亲邻与攘夷。军事战略是先代戎狄，后抑强楚。晋文公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尊王、利民、讲信、修礼、正官。军事与外交战略是联合齐、秦，侵曹伐卫，调动楚军北上而击之。楚庄王的政治、经济与外交战略是柔服中小国家，协调君民关系，发展综合国力，选拔亲、故人才。军事战略是加强军队建设，征代中问国家，团结齐、秦，克庸击晋。吴王阖间的政治、经济战略是任贤亲民，施恩行惠。军事外交战略是治兵奋、结晋、鲁，东并大越，西击强楚。越王勾践的政治战略是对内尊贤礼士，对外惑乱吴国。经济战略是奖励生产，蕃衍人口。军事与外交战略是遮掩军实，结齐、亲楚、附晋以制吴。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有许多民族,这就是《史记·匈奴传》中所记的“百有余戎”,其大者有山戎、东胡、匈奴,各有悠久的历史。山戎在燕之北,常侵燕、齐,《史记·匈奴传》:“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禧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庄子“天籁”思想研究

"天籁"是理解《齐物论》的关键所在。"天籁"是针对"人籁"所发,"地籁"只是作为引出"天籁"的一个过渡。"天籁"包括"地籁"和一部分无"机心"的"人籁"。《齐物论》一文的中心点不是"吾丧我",也不是"齐物"等观念,而是"天籁"。"吾丧我"与"齐物"只是认识"天籁",体悟"天籁"境界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人们要懂得知止,才能进一步用智慧的光芒照亮内心,实现自我的自由与价值,从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的"天籁"境界。     

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

晋伐齐是战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对战国七雄并立形势的形成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材料。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表明:三晋伐齐的直接导因是齐项子牛之祸。项子牛之祸,可能是田和与项子牛联手谋害田悼子而引发的内乱。三晋利用齐国内乱,联合伐齐,攻入齐国长城。三晋伐齐后,先强迫齐康公入晋军会盟,又于公元前403年会同齐康公前往朝见周威烈王,正式获得了天子的策命。清华简《系年》表明,三晋称侯在前,命侯在后,三晋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其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才被周天子和列国所认可。     

庄子“齐物”观念的政治意蕴

庄子的"齐物"非仅指涉着以生命为本怀而绽开的精神境界,更蕴涵着以政治为关切的治道推衍。"齐物"的政治性在"齐是非"的旧义与"齐文野"的新义中均有体现。"齐物"既意味着庄子对儒家政治哲学"入于非人"的细微批判,也呈示着某种"齐之以道"的政治建构:通过对"成心"之必然、多元与开放义的揭覆,庄子主张摆脱"是非之争"的樊乱以及"师心自用"的知识、价值或权力专断,以避免"意有所至而爱有所无"的情感落差与"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的惨淡结局;通过对"道通为一""相尊""相蕴"等存在视域的孤明先发,庄子认为政治生活应充分尊重并涵容"多元主体",从而倡扬以挺立主体的独立性、激发主体的创造性、维护主体的多元性为鹄的的"天籁"式政治模式。     

谈齐“左掌客亭”陶玺———从构形上解释战国文字中旧释为“亳”的字应是“亭”字

文章对文雅堂所藏一枚陶质齐系官玺作了考察,从构形上解释战国文字中旧释为"亳"的字应是"亭"字,这枚齐系官玺之印文也应该是"左掌客亭"。     

不齐之齐与无物之物——论《庄子》齐物思想的三个层次

庄子的齐物思想在整体上浑融一体,但其中又有层次可循。"万物本齐"是在肯定万物各自差异性的同时强调万物在本源上的一致,从而为"是非一齐"提供理论上的基础。"天人之齐",实质上是通过齐是非而对万物本然状态的复归。这三个层次共同包含了"不齐"与"齐","无物"与"物"的巧妙辩证,也生动地构成一种递进中的循环,超越中的复归。最后,齐物思想的最彻,是天人无分,"齐"物"同泯。     

《止学》中的领导艺术

《止学》是一本源于本土领导科学的经典,其出发点和归宿是领导方法与艺术。《止学》的内容虽然精微广大,但总共探讨了十个方面的问题,即九个"止",一个"修",其核心思想是大智知止,知止不败。"止"之奥妙,存乎一心,学习《止学》,贵在体悟。"当进则进"是领导常识,"当止则止"则需定力。我们的研究不能囿于《止学》,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开发《止学》,以形成现代版的新《止学》,这对于指导领导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读《庄子·寓言》篇札记

<庄子@寓言>篇主要发挥了<齐物论>与<外物>的意旨.庄子在论析寓言、重言、卮言等问题以后指出万事万物永远处于变化状态,新事物不断地替代旧事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语).当人去认识去言说当前事物的时候,这事物已经成了旧事物.<寓言>篇"孰得其久”的"久”字当读若旧.庄子认为而这旧事物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被认识被表达的,只有"和以天倪”的"卮言”才能对于变化中的事物进行有限的表达描述.这说明任何语言也赶不上"意".庄子关于天钧、天倪及其关系的理论,从一个方面说明言、意之辨的必要.     

《汉书》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本文为《<汉书>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之续篇,考释《汉书》词语46个。这些词语绝大多数既未被《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普通大、中型语文辞书所收录,也不见于仓修良主编的《汉书辞典》。只有个别词语虽被《汉语大词典》立为条目,但要么其书证远后于《汉书》,要么没有收录该词在《汉书》中的意义。     

亚太模式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新诠释--政府主导的模式是否存在范式危机

"亚太模式"曾经造就了亚洲"四小龙"及日本的经济奇迹,继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遭到质疑后,"亚太模式"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再次遭遇范式危机.这种以政府作用、出口导向为特征和主要内容的"亚太模式"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需作重大调整.制度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所在,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仍应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以往政府主导不同的是,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应体现在以服务为宗旨,立足于有利于中观产业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技术创新,从国家宏观层面创造和营造适合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上.     

关于网络语言的几点限定

近些年来,网络语言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概念模糊不清的现象,影响了网络语言的研究方向。立足于语言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重新界定。根据对网络语言内涵与外延的阐释,将网络语言的定义内容由狭义的网络会话用语扩展为应包括网络编程语言和网络专业术语在内的广义网络语言。对狭义网络语言的语汇,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了严格的分析：确定数字词、字母词、混合体词、记音词为形式方面的典型网络语汇,旧词新义词、表明新事物的词为内容方面的典型网络语汇,着重分析了语汇的来源;将不是语言的网络表情符号排除在网络语言之外。     

论《左传》中蕴含的战术思想

《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几百场战争,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其中体现出的战术 思想可以归纳为八个方面,即先声夺人,先发制人;示弱诱敌,后发制人;攻其无备,出其不 意;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奇正结合,出奇制胜;师克在和,不睦则殆;避强击弱,乱敌胜敌; 骄兵必败,恃强易败。     

同素反序词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词素与汉字相对应是构成同素反序词的基础和特点 。同素便于由旧忆新,反序会增添情趣。同素反序是一种辅助性的构词法,在规范化上有负面影响,应慎重对待。     

明代宁夏镇“烧荒”考

为了防御蒙古势力南下,明政府除采取设立“九边”、迁都北京、修筑长城（边墙）等措施以加强北部边防外,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军队每年都要例行性地出边“烧荒”。“烧荒”的主要内容是烧草,但是烧荒的实施时机、实施范围、路线等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本文试对“烧荒”在宁夏镇的实施作一考论。     

庄子蝴蝶梦的新解读

庄子蝴蝶梦寓意丰富。前人解读只在文字训诂和义理分析 ,我们认为还要重视精神心理分析。其内在意蕴主要包括 :主体自我的“物化”体验 ,自由快乐的“逍遥”心态 ,消解物我的“齐物”之义     

把握历史科学观念是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哲学自身规定性的研究应该以尊重经典作家自己的判断和论述为前提。与今天形形色色的理解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仅仅知道的一门唯一的科学就是历史科学。本文对马克思哲学这一自我理解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历史科学的科学内涵,认为其蕴涵的原则、方法不仅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哲学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今天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部队思想政治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新时期我党执政兴国的指导思想,也是建军强军的行动指南。加强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建设,要在完整、准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务求实效。作为部队领导干部,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有更高的标准,树立良好的政治和人格形象。     

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批判——以《万国公报》为舆论中心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到清代以后,已完全腐朽。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为主要阵地,围绕考试内容、文体、目的、后果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批判的官辞激烈程度、系统性、深刻性超过了当时中国开明士大夫;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文化教育及其新式学校教育制度。但是,西教士很少有人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文及其整个科举制度,在这点上,则只能由中国开明官员和思想家提出并完成。当科举制度废除后,西教士既非常赞成,又批评新学堂与科举制度藕断丝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