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宫女服对高昌服饰的影响

唐三百年间,高昌女服深受唐后宫女服影响,但影响的深度一定程度上与唐政治上对其的管辖有关。在唐伊始,即麹氏王国末期,后宫女服开始向高昌渗透。618年,唐灭麹氏,太宗以其地设西州,这一政权转变促使高昌女服迅速且完全向后宫靠拢,发饰、半臂到披帛、长裙几乎类同后宫。安史之乱后,唐逐渐退出此地,随即吐蕃、回鹘控制高昌,并于840年建立回鹘高昌王国。此后唐后宫女服虽仍对高昌服饰有一定影响,但高昌女服已明显回鹘化。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云南偰氏家族来源与其多元文化考论

云南偰氏的来源有江西南昌、江苏溧阳、赛典赤后人三种说法,始迁祖是来自溧阳的偰士忠最可信.云南偰氏的文学活动展现了这一家族主动向外开拓,参与不同宗教的文化交流,与居住地文化群体开展良性互动,拓展自身的文学能力,促进文化心态的开放,也使家族文人始终与当地文坛保持紧密联系.云南偰氏文化是明清时期姚安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造就的,...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古代高昌佛教石窟述略

古代高昌,即今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因汉武帝时于此设“高昌垒”(又名“高昌壁”),故名。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此始设“高昌郡”,其后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继之,高昌之名遂显。公元460年,柔然人侵入此地,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遂由地名、郡名而为王国之名。640年(贞观十四年),唐灭麴氏高昌王国,以此地为西州,故该地     

唐兀人察罕家族研究

察罕一族在蒙元时代是一个较为显贵的唐兀人家族[1]。其可考人物共有六世,始祖曲也怯律之后,可以分为曲也怯祖和察罕两大支系。曲也怯祖一脉可以看做入仕蒙元的土著唐兀文士代表,察罕一脉可以看做蒙古化了的唐兀武将代表。婚姻关系是他们融入新环境的主要动力。     

麹氏高昌的土地买卖和推行均田制的某些迹象

麴氏高昌王国,是我国历史上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割据政权。这个王国自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至唐贞观十四年(640),历时一百四十一年。在这近一个半世纪期间,麴朝是否也和中原地区一样施行了均田制度呢?史学界目前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唐长孺先生曾对吐鲁番出土的《贞观十四年手实》中所记载的授田、和中男年限规定作了探讨研究,“发现很难按照唐令解释,却与魏、齐、周、隋四朝规定相符或基本相符。”因此推断是麴氏高昌时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推行均田制的一个明显迹象。马雍同志也曾就《麴斌造寺碑》等史料和有关吐鲁番土文书,证明麴朝确实推行了均田制度。而卢开万同志在《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一文中,根据高昌时期的土地买卖、赋役制度和《麴斌造寺碑》等史料所反映的种种现象,认为麴氏高昌统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这个地区始终从未实施过均田制度”。麴氏高昌王国的土地制度,是研究这个王国历史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在诸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述浅见,言之是否得当,敬请教正。     

麴氏高昌与铁勒突厥的商业贸易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麹氏高昌与铁勒、突厥在经济上的交流进行了论述,指出铁勒、突厥在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通过他们在高昌市场上的矿产品买卖和与高昌之间的钱马贸易,我们可以窥其一斑。     

“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

唐平高昌之后,通过授予勋官等方式,将留居高昌的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纳入唐王朝的官阶体系之中。所谓“旧官人”当主要指在高昌国时期任第五等级以下的中低级官吏,“首望”指乡闾之中的名望之家,“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指百姓之中为人正直、处事公平,为乡民所钦服之人。唐王朝通过授勋、任职和授田等方式,维护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以达到与之“共守”西州的目标。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乃是唐王朝在西州建立并稳定其统治秩序的社会基础。     

新出唐人墓志与范阳卢氏大房世系校补

范阳卢氏是中古时期较为显赫的世家大族之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范阳卢氏家族世系存在较多讹误和遗漏之处,不利于家族史的研究。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基础,充分利用新出唐人墓志资料对中古范阳卢氏家族大房卢渊（阳乌）房世系进行校正增补,校补卢道将支系成员10人,卢道亮支系成员66人,卢道裕支系2人,卢道虔支系成员63人,卢道侃支系2人,卢道和支系5人,卢道约支系5人,卢道舒支系成员4人,共计校补大房卢渊（阳乌）房人物157人。使得范阳卢氏家族世系更趋完整,传承脉络更为清晰,可为探究李唐三百年间宰相家族升降兴衰及其对唐代文化的贡献提供更丰富完整的参考依据。     

元好问墓之修葺与题诗考述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元好问墓之修葺与清人题诗情况作综合的考述。实地调查之外,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文献是翁方纲撰《元遗山年谱》所附题诗和莫棠藏本《元遗山墓图并题辞》,其中莫棠藏本似为海内孤本,有其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本文提供的资料,不仅可供研究元好问影响接受史的学者参考,也可供文物部门培修元好问墓作参考。     

新世纪以来的国内唐代儿童史研究概述

儿童史在国内史学界属于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西方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儿童,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著。不过相对于宋元之后的儿童史研究,唐代的儿童史略显零散与薄弱,主要在一些社会史的论著中稍带提及。儿童虽是弱者,但并不是卑微的势力,他们在方方面面影响着家庭的生活和社会的变迁,不应被史学所忽视。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长安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盛衰更替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同时,长安作为帝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长安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和历史传承性。     

芝兰玉树生阶庭--从陈郡谢氏文人赋的创作看其家风与家学的关系

陈郡阳夏谢氏是六朝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族,他们不仅是南北朝时期诗坛上实力雄厚的创作群体,在赋的创作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并在思想倾向、情感基调以及艺术特点等方面表现出很多的共性。六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各有其家风与家学,并由此造就了各自独特的家族文化。谢氏文人赋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与当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家族遗传和影响分不开的。     

略论谢安之“家教”

六朝时代之世族无不重视对子弟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佳子弟，以延续和光大门第。作为当时地位最为显赫的家族门第之一，陈郡谢氏也如此，其家族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代表人物谢安极重家教。据相关记载，谢安家教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儒家礼法为核心的“仪范”、子弟的从政态度与能力、玄学清谈及文学艺术等。谢安之家教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表现出了诸多具有家族印记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其家教内容上重视玄言与文学，更体现在其方法上强调启发、平等、身教及重视子弟的独立思者与个性自由等。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刘勰生年新考

刘勰生年,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通过挖掘史料并运用内证外证相结合的方式辨析稽考,刘勰当生于南朝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