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藏传佛教

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十一世纪初,西藏佛教传入云南西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把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和藏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本教(俗称“黑教”)融合,形成了突出的特点;云南藏传佛教除此之外,还与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原始宗教相结合,从而具有不同于西藏佛教的民族特色。在迪庆地区,藏族佛教实行与西藏相同的“活佛转世制”;在永宁地区,纳西族的藏传佛教实行独特的“活佛借用制”,即在寺庙举行盛大法典时,临时去西藏或康区聘请著名活佛来当地寺庙作长期或短期的讲经说教,或是在寺庙中设一种名为“喇擦”(意为“活佛替身”)的宗教职务。     

略论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演变特征

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西藏佛教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融合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和本教内容,而形成有自己特点的喇嘛教。西藏佛教在云南主要分布在藏、川、滇三省区交界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的丽江、宁蒗等县,为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所信仰。西藏佛教传入之始,就与这些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联系,与他们的原始宗教相融合,从而形成一系列独特点。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西藏如何“重塑”印度?——吐尼·胡伯专著《圣地重生:朝圣和印度佛教的藏族再造》评介

《圣地重生:朝圣和印度佛教的藏族再造》是西方藏学家吐尼·胡伯关于藏族朝圣研究的学术专著,本书基于海外民族志田野资料和藏文文献,丰富多面地阐述了西藏的印度"认同"。考察了在藏传佛教当代化的语境中,圣地的创造与发明以及藏文化对于"印度"的想象和重塑。     

试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佛教自传入西藏后,就不断适应藏民族的心理、习俗,并在西藏政治、经济的封建化过程中实现了藏族化,这说明藏传佛教不仅能适应某一特定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能够从教规、教义、仪轨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团结、教育、引导的方针,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不断进行宗教自身的革新,发挥藏传佛教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作用,才能真正实现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论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

佛教最早传入西藏是在公元 5世纪 ,大规模正式地传入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 ,从唐朝和印度两个方向传入的。其后藏传佛教对汉族发生了长远的多方面的影响 ,唐、宋、元、明、清诸朝统治者 ,都崇奉藏传佛教 ,因此而影响到大量汉族群众。其具体表现是 :1 在汉族地区兴建了众多藏传佛教寺院 ;2 汉族人入藏传佛寺当僧人 ;3 部分普通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这些对提高汉族群众的文化素养 ,对促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对促进汉族和藏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代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能海法师

西藏佛教于元、明、清三朝,虽已传入内地,但多为帝王御用,民间传习者甚少。“特于汉僧丛林,尤为扦格不入。”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汉族佛教诸宗,已有悠久的历史,以为学佛人只要学通诸宗教理即可得到满足,认为“印度佛学,亡绝已久,今欲求佛学之真,必于中国。”“学者诚有志佛学,当以中国译籍为本。”而汉地佛教虽以大乘显宗性相两宗为主要,但是佛经典籍浩如烟海,故一人无暇外求。其二,在汉族地区很少有人翻译宏传藏文佛教典籍,所以,不知藏传佛教蕴藏之丰富,更不知印度大乘佛教晚期的种种高深密法都保存在藏文佛经里,并在雪域高原得到了发展。有些藏族僧人来内地传法,也因不通汉语,只传授了一些密宗事相,对于较深的教理,限于译述能力,未能传达。因此,汉族僧徒只接触了一些藏传佛教密宗的皮毛,而无法窥探到其中深广的内涵。加之西藏地处世界之巅,令人神秘莫测,藏传佛教又以密宗为其主要特点,吸收了一些西藏原有宗教——本教的鬼神及仪式,遂令一般人认为西藏佛教,就     

历史进程中的藏传佛教

<正> 佛教于公元七 世纪传入西藏,经 过与本教的长期斗 争和融合,扎根于 西藏,形成西藏化 了的藏传佛教,成 为藏族和蒙古族、 土族、裕固族等少 数民族所共同信仰 的重要佛教流派。 纵观藏传佛教的全 部历史,发现它始 终处在动态的发展 变化之中。特别是 1951年西藏和平解 放后,40多年来时 代的巨变更加速了 藏传佛教的变化进 程。在庆祝西藏自 治区成立30周年 之际,本文拟就这些变化作一些粗略的回顾。 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立 西藏是世界上著名的“佛法之地”。在整个藏区佛寺遍布,人民笃信佛教,历史上藏传佛教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宗教思想力量,而且也是一支经济力量。特别在西藏,对经济、政治和思想生活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从元王朝起,西藏纳入祖国的版图,萨迦派的八思巴成为西藏地区的政教首领,开始了“政教合一”统冶。同时,噶玛、直贡、蔡巴等噶举派亦备受尊崇。明、清两朝,仍袭元制,利用藏传佛教各派的宗教力量,来稳固对西藏的统治。但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有所变化,一度是政教分立的。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朝在西藏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后,针对西藏长期以来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最高权力引起社会动荡的实际和藏传佛教格鲁派深厚的群众基础,对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进一步提高达?     

藏传佛教教义研究的力作

对于藏传佛教的研究,不仅具有宗教学的意义,而且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不了解藏传佛教,就很难达到对于藏族历史、文化的真正理解。而就藏传佛教研究自身而言,其核心内容当是对其教义思想的研究。可是当前国内藏传佛教研究多侧重于传承历史方面,很少涉足教义思想的领域,这自然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我国著名藏传佛教专家王森先生在他所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出版时曾说:“佛教思想、教义是佛教的核心,我这本书(指《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侧重于史的方面,原有设想再写本《西藏佛教思想发展史略》,但身体不佳,心有余而力不足,     

西藏寺庙里的金灵搭

塔葬是佛教特有的葬式.藏传佛教的塔葬制度具有特点.西藏寺院中的灵塔以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的灵塔最为著名.     

西藏佛教艺术概述

佛教艺术，顾名思义是随着佛教的兴起和发展而兴起、发展的，它促进佛教思想的传播，为宣传佛教教义服务。西藏佛教艺术也与西藏怫教共生共荣同步发展，其内容、技法、颜色等，无一不与佛教教义相联系。吐着时期，佛教传入西藏，经过与西藏本土文化的相互斗争、吸收、融合，佛教终于立足于高原。随着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为代表的西藏佛教寺院的兴建，佛像、壁画等佛教艺术也应运而生。当时，唐朝的两位公主带去内地的能工巧匠及各种技艺，极大地推动了西藏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西藏佛教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印度的大量佛经译成藏文，其…     

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地域性艺术特征研究

拉达克地区历史上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其境内现存的藏传佛教建筑有藏式宫殿、寺院和簌堵坡等。除了鲜明的藏传佛教建筑特征,拉达克藏传佛教建筑艺术因为受印度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双重影响,显示出一定的国际化特征。其寺院平面布局、建筑装饰以及塑像和壁画,对世界建筑史和艺术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与装饰的中亚元素、印度元素与西藏元素的比较,从建筑史和文化史角度说明拉达克藏传佛教寺院的地域性特征。     

报刊文摘

西藏宗教文化的历史选择 我院彭英全、乔根锁在《藏学研究论丛》第1辑上撰文认为,佛教文化在封建社会能被选择为西藏地区的主体文化,其具备的历史条件应该是:①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佛教文化立足西藏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②封建社会在西藏流行的佛教,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佛教了,经过了与苯教文化的重新整合,形成了具有西藏风味的藏传佛教;③佛教文化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各地领主的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这是佛教被选为西藏主体文化的最直接的原因;④佛教在吐蕃王朝虽遭失败,但它仍保留了大量经     

论藏传佛教民间化的历史性转向及其意义——基于《米拉日巴传》的宗教学分析

藏传佛教是藏族古代文化与古老佛教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佛教的藏族化和在藏族社会的民间化的漫长过程。其中佛教的藏族化体现了古代藏族社会发展中意识形态整合的客观需要,也为其民间化过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的民间化过程使藏传佛教作为体系化宗教,成为藏族文化最富生命力的组成部分,成为藏族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核心部分。藏传佛教传记文学名著《米拉日巴传》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藏传佛教民间化的这一历史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对正确认识宗教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发展变化规律及其社会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喜马拉雅地区藏传佛教建筑的分布及其艺术特征研究

我国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喜马拉雅地区是藏传佛教建筑分布最广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不丹、锡金、印度大吉岭和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这些地区传统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很大一部分居民信仰藏传佛教。本文试图通过对喜马拉雅地区藏佛教建筑的分布以及其建筑特征研究,从建筑史角度说明藏传佛教建筑与该区域各种类型建筑的相互影响。     

青海地区藏传佛教与社会稳定的历史考察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 ,其中藏族、土族、蒙古族和少部分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考察藏传佛教在青海地区的演变过程 ,搞清藏传佛教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总结历代中央政府处理藏传佛教与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教训 ,对于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宗教工作、维护青海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青海在历史上受西藏吐蕃王朝的重大影响 ,今海西、青南的一部分地区曾经由吐蕃直接控制 ,唐朝安史之乱时吐蕃势力进据海东河湟地区。据史籍记载 ,佛教最早传入吐蕃大约在公元 5世纪拉脱脱聂赞普时期 ,到了公元 7世纪时吐蕃王朝政治恢宏、国力强…     

多杰觉拔格西弘法活动研究

多杰觉拔格西翻译刊行密法仪轨与经典,开启民国时期以汉文单行本传播藏传佛教的新形式。他注重讲授格鲁派经续、咒语与修习次第,详细阐述显密教理与修法仪轨异同,消弭汉藏佛教间的误解与偏见,建立双方佛教交流的契合点。他前往内地多省启建息灾和平法会、传绿度母、弥陀长寿合修等密法法门,为弟子传承密法灌顶授戒,汉地佛教居士界逐步成立修持密法的信仰团体。他支持僧人前往西藏游学,为求法僧人讲授西藏佛教历史传承与宗派状况,为汉僧入藏求法寻求便利。多杰觉拔格西是民国时期内地弘传藏传佛教密法的先引,他的弘法历程书写着以教佑国的揣思,推进汉藏佛教交流的行动。     

元朝帝师制度述略

佛教自汉魏时代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在民间有了众多的信徒,有了寺院和出家僧人,而且还有不少帝王以尊奉佛教著称。帝王的尊奉,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隋唐以及宋、辽、金时代,佛教的势力尽管有过几次起落,但已逐步发展成为影响最广泛的宗教之一。与唐朝差不多同始终的吐蕃王朝把佛教从汉地及印度引入藏族社会,并利用王朝势力大力推广。佛教在同西藏原有的苯颇教的激烈斗争中受其影响,吸取了苯颇教的某些教义教法,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到十世纪时形成西藏佛教的若干教派。西藏佛教各教派在政治上与各地方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各派与宗王之关系探析

藏传佛教,形成于公元7世纪,是综合了印度佛教和吐蕃苯教而成,内部派系林立,有各自的法主、寺院、势力范围,蒙元以前,它主要在吐蕃地区传播。公元13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蒙古统治集团对吐蕃地区的觊觎,藏传佛教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由于藏传佛教独有的特性和深刻的影响力,各派法主睿智的决策和长远的政治谋略,藏传佛教渐渐流入蒙古皇室,为蒙古各系宗王所接受,并与之建立了福田与施主的供养关系。从此,藏传佛教进入中国汉地,在元帝国范围内传播开来,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